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8)01-0105-08 理查德·霍加特是20世纪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主要创始人。他的文化研究思想呈现出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阶段特色，与其后主导了文化研究学理思路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转向”两个阶段相比，前者更具有英国本土的传统色彩。“文化主义”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主义”特指伯明翰学派的一种理论传统，这一概念由斯图亚特·霍尔在其《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1992)一文中提出，用来概括霍加特、汤普森和威廉斯的人类学和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这里的“文化主义”，是一种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范式，它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将人的经验看作理解社会形态的关键要素，对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持有充分肯定的态度；同时，它将文化视为普通大众的文化，即自下而上生成的民间文化，注重在一定物质生产条件下分析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特别着眼于工人阶级的文化状况研究。可见，狭义的“文化主义”是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和左翼倾向的文化理论，它的兴起实际上意味着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表达着现代资本主义内部的象征性反抗，并将文化研究导向了人类学的理论模式。①从广义上来说，具有悠久历史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可追溯至浪漫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小说的时代，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截然对立的立场倾向，具有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和功利主义思想文化的意涵，它要求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反抗或超越。广义的“文化主义”对传统农业社会抱有怀旧的心态，以回到前工业化时期的“有机社会”为理想，一般认为，它的内涵主要经由阿诺德、艾略特和利维斯等人的阐述而逐渐形成。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中，将文化主义的传统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艾德蒙·伯克和威廉·科贝特，并沿着历史线索，从他们开始经过穆勒、边沁、柯勒律治等人，一直梳理到纽曼、阿诺德以及20世纪的艾略特和奥威尔。威廉斯的这一认识，在阿诺德、艾略特和利维斯那里表现为“文化”与“文明”、“优秀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以及“有机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分。虽然广义与侠义的“文化主义”内涵有较大差异，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批判是它们最重要的共通之处，这也为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提供了可能的结合点。 一、霍加特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传统渊源 霍加特为文化研究理论确立了三个相关领域：历史和哲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并以文学批评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科领域。他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又译《文化的用途》)一书采取了利维斯倡导的民族志方法，率先开启了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对后来文化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被称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民族志方法(或称人种学方法)强调实地调查和田野研究，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一书中采用的方法，后来成为人类学的标志性方法；它通过置身于某个群体之中，立足于第一手观察和亲身参与，对群体的习俗从内向外地进行展示和说明。霍加特以亲历的方式记录了英国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的生活，反映了英国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状况，以及50年代遭受美国娱乐文化侵袭后发生的变化；这种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吻合了人类学从对原始群落和异文化的关注转向对自身文化的考察与建构的趋势。霍加特发现，大众艺术中存在的东西在民间传说和神话中都出现过，人类学家可以通过解读神话中的信仰和精神状态，来帮助理解现代大众艺术的含义，在对文本的解读中引入人类学的视角，以达到艾柯所说的“修辞学和意识形态相互包含”的考察。 作为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加特的研究受英国文学批评传统影响至深。英国文化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之前，有两位举足轻重的先驱和开拓者：一位是马修·阿诺德，一位是弗·雷·利维斯；这一认识直到不久以前才为学者们所认可。今天，阿诺德被看作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也是英国“文化主义”传统(即广义的文化主义)的主要奠基者。在撰写于1869年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建立起来的“文化与文明”批评模式，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渊源之一。在这里，“文化”与“文明”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文化”既可以指文学意义上的“艺术”，又相当于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而“文明”则主要指工业社会以来创造的物质文明。在他看来，“文明”是工业社会所造就的生活方式，是社会各阶层共同造就的文化，是包括通俗剧、音乐厅、流行小说和海滨度假等在内的大众文化形式。阿诺德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分为野蛮人(贵族)、菲力士人(中产阶级)和群氓(平民)，严厉地抨击他们的自满、拜金主义和庸俗，倡导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用“美与智的文化”通达上帝的意旨，对抗当时弥漫社会的随心所欲和我行我素的风气，扭转工业社会带来的无秩序、无准则和无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阿诺德认为，贵族只重视外在文化，中产阶级醉心功利，劳工阶级则是野蛮愚蠢、不求上进的群氓。阿诺德对劳工阶级最为不屑，认为他们不守规矩，不受约束，“身体力行英国人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的权利，愿上哪儿游行就上哪儿游行，愿上哪儿集会就上哪儿集会，愿从哪儿进去就从哪儿进去，想起哄就起哄，想恫吓就恫吓，想砸烂就砸烂”。[1]阿诺德为扭转这一社会状况所开出的药方是文化。“文化”是无政府状态的对立面，“文化即对完美的追求。它的动力并非只是或首先是追求纯知识的科学热情，而且也是行善的道德热情和社会热情”。[2]文化不仅仅意味着知识，更担负着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责任；这就是阿诺德赋予“文化”概念的两种精神品格：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前者追求事物之本相，后者强调行为与服从，二者共同的终极目标是人类的完美和救赎。[3]而上述三个阶级的种种缺陷，使它们不能担负起为社会提供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意识形态观念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