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英美学界著名的理论家，约翰·费斯克以“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作为关键概念，进行了从文化到政治层面的理论思考，他的理论凸显了大众作为独立行动者的地位，推崇通俗文化在微观政治层面的进步意义，试图改变知识界普遍针对大众文化的负面评判。在中国学界，费斯克是大众文化研究援引的主要理论家，他的思想背景、知识概念、理论逻辑得到了细致的阐发，往往被视为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对立的另外一种理解大众文化的理论视野[1]。在支持者看来，费斯克摆脱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使文化回到了日常生活，体现了后现代思潮中反中心、反权威的诉求。例如，陈立旭指出，费斯克“代表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等分析大众文化政治的另一种视野”，有助于重估当下中国大众文化语境中粉丝的“主动性和文化生产力”及其政治潜能[2]。而在批评者看来，费斯克的思想带有深刻的文化民粹主义的色彩，使文化研究失去了针对体制的批判锋芒，是一种自我臆想的伪抵抗。例如，赵勇认为，费斯克的研究建基于自身作为大众文化的粉丝这一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没有超越自己的偏爱和专注”，缺乏了知识分子所需要的客观中立的研究态度[3]。简而言之，当前学界往往把费斯克视为与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完全相对立的另外一种理论立场，将费斯克视为大众文化的坚定支持者，并从正面或者负面出发对费斯克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语境做出判断。 然而，从费斯克为《文学研究的关键术语》一书撰写的章节《通俗文化》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通俗文化”作为费斯克观点的重要理论概念，不仅仅是对阿多诺思想的批判，而且与之具有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在“阿本之争”这一西方经典理论命题的脉络中以新的角度理解费斯克，但是这篇文献在中国学界甚少被引用，它的独特学术价值尚未得到阐发。同时，对中国的本土大众文化状况而言，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费斯克的思想也是一种错位的理论资源，中国的大众文化种类庞杂，因而我们很难对费斯克理论在中国语境的有效性及适用范围进行一刀切的判断，需要结合具体的大众文化类别进行批判性分析，并对在中国文化场域挪用费斯克理论进行理论探究。 一、通俗文化：受众作为再生产者 费斯克尽管把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视为“焦虑的精英主义和傲慢的怀旧”[4]，但是费斯克并非全盘否定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而是使用了“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概念，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做出区分。 费斯克认为，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针对大众文化的前期生产阶段具备有效性，大众文化的生产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观念的再生产，反映出资本压迫与政治规训的双重意图。从大众文化的生产组织形式看，“大众文化的文化商品，例如电影、电视节目、唱片等，均是由工业化系统进行生产和分配，工业化系统试图通过吸引尽可能多的消费者，使生产者和分销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5]。费斯克上述对大众文化的评论，凸显了以盈利为最高目标的资本力量在生产、销售系统中的主导作用，这是一种至上而下的由资本家所主导的宰制模式，正因如此，大众文化往往体现了资产阶级所信奉的生活理念，例如，幸福家庭需要建立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前提之下，成功的人生需要建立在有品位的消费这一基础之上等。再参照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问题的论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指出，“资本的绝对权力”主导了文化产业，通过大众文化将个体纳入模式化的日常生活，以实现统治意识形态的灌输，“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6]。洛文塔尔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早期刊登在报纸、杂志上的传纪文学，认为：“‘消费’这个词正是选取传记主题的关键，消费是贯穿这些故事各个方面的主线。”[7]新的大众偶像体现了消费主义观念的大面积传播，大众传媒的重心偏离了政治、经济等严肃领域的生产性问题。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对于资本及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进行控制的现象，费斯克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再看费斯克对阿多诺等人的观点的总结性批评：“这些批判性的悲观论调根本上是精英主义，因为其把人们视为系统内无能的、被动的受害者，并否认他们自身有任何行动力。”[8]费斯克与阿多诺等人的分歧体现在对接受者是否具有自主行动力这一焦点上。通过发掘个体的自主行动力，以凸显大众文化或日常生活具有抵抗潜能，是伯明翰学派及其后来者等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的主要思考方式。例如，斯图亚特·霍尔引入了“符码”的概念：“电视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9]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以“对抗的符码”作为解读策略，激发话语斗争，抵抗编码过程中赋予符码的意识形态意义。约翰·斯道雷在新近出版的日常生活研究著作中指出：“日常生活是一个结构，既赋予行动者能力，也使行动者受到限制。同时，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结构不断再生产，是借助于行动者新的行动与相互合作。”[10]大众作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及相互之间的合作，推进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对惯例与常规提出挑战，从而对日常生活的符号意义进行再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