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8)02-0005-05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已经有将近39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知识范式，美国学者杰姆逊1985年在北京大学一百多天的著名演讲，可谓最早的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知识资源。其《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至今仍在学界具有很大影响。1994年，《读书》杂志发表了李欧梵的访谈《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之后，同年9月举办题为“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的讨论会。1995年被人们称作所谓的“中国文化研究元年”。是年8月，“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连举办，伊格尔顿来华并发表学术演讲。1996年7月，“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办。这三次会议的举办标志着“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诞生”。而在此之前，“文化研究”这个概念已经在国内出现了十几年，虽然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指的是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研究。 文化研究之进入中国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大众文化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推动下呈现纷杂的形态，影响力日渐强大。同时，中国社会在城市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诸多交汇与冲突。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应该如何认识？社会是否面临危机？面对这些问题，原有的理论范式与知识体系已无法展开有效的分析与阐释，而文化研究顺应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契机拓展学术空间，以跨学科的姿态面对“文化”的复杂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大批“新锐”的学者以德英美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为武器，以中国社会文化政治问题为背景，思考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形成了对于当代文化研究的不同视野。到了新世纪，文化研究逐渐进入高校体制，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开设“文化研究”课程，设置文化研究为博士学位研究方向。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随后成立了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文化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等专门的文化研究机构。文化研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崭新的学术面貌①。 学科化的提出，也就立刻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到底是走向一种知识生产呢还是走向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实践？这是对“文化研究”学科的贡献，还是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回应？简言之，中国的文化研究，是否存在独特的不可置换的独立议题？ 文化研究的中国议题② 2010年7月，南开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亚洲经验与文化研究的多元范式”国际学术研讨会，首次倡导和强调“亚洲经验与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框架”，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国的40余位学者，共同讨论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和未来趋势问题。“亚洲经验”问题浮出水面。来自澳大利亚的王毅博士这样说： 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亚洲的范式建构在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英语学术界曾就后殖民时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爱尔兰及英国等英语国家的认同问题进行研究，发现虽然差异极大，但是在文化多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少数民族(种族或文化)等方面不是毫无范式可循。英国的亚洲移民与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也许存在某种共同的文化认同问题，这些研究甚至可以作为中国农民工文化认同研究的范式参考。③ 王毅的乐观乃在于看到了文化研究之沟通中国与欧美澳的“方法论”，而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文化研究在欧美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丰富的议题，同时也开始努力创造自己的议题。城乡文化、农民工、新穷人、“文革”记忆、微文化、糗文化、民族主义等问题的提出，可以看做是中国社会30年来独特文化景观的研究产物。虽然不能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是中国文化研究学界独立自主的“原创”，但却正在衍生属于中国问题的框架。 如果采用一种提纲的方式来呈现近30年大陆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的话，可以总结为下面的一组问题： 1.大众社会的雏形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发轫(1985-1989) 2.商品化浪潮与大众文化崛起时代的文化批判(1989-1994) 3.“现代性跳转”与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倾向(1994-1999) 4.去政治化的文化与文化研究的政治内涵(1999-2003) 5.高度发展的现代性与文化研究的分化(2003至今) 6.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与30年中国文化研究的三次论争 7.都市、空间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文化地理学理论 8.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性别视野 9.乡村建设与中国文化研究的行动主义 10.娱乐文化与中国文化批评 11.“新工人”与中国文化研究的阶级理论 12.器物文化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美学 13.重建历史记忆与中国文化研究记忆理论 14.商品帝国与中国文化研究的资本批判 15.青年的消失与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崛起 16.网络文化与中国新生代文化研究 由上来看，大陆文化研究的成绩和特色仍是比较鲜明的。然而真正取得的成果并不是全面开花的。王晓明在总结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个难题”时提出，大陆的文化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看待中国问题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