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用“超现实”来局限洛夫，是对这位重要诗人最疏懒的理解与最轻忽的处理。叩问存在、超现实、战争或军旅，都只是诗人洛夫的特殊面向；要谈他的诗歌根源，实不可舍弃古典意识与离散之情。 3月19日凌晨3点21分，一代“诗魔”洛夫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3月3日晚间我还参加他的动物诗集《昨日之蛇》发表会，听闻接下来还有经典诗集《魔歌》新版要出，以及规划中的洛夫爱情诗选待编。对现代诗爱好者与研究者来说，去年1月18日的罗门、12月14日的余光中、此次的洛夫……他们纷纷离世代表着整个时代正在迅速翻页。 记得2011年我刚回台湾，以编辑身份向洛夫邀约一部禅诗与超现实诗精选集。蒙他慷慨同意并赐名为《禅魔共舞》，我也因此留下了诗人手写的预编目录规划跟一些往来书信。同年10月该书上市后，创作力旺盛的洛夫又接续出版了《如此岁月》《唐诗解构》《昨日之蛇》，并且分别在2014年与2016年再版重印《漂木》与《石室之死亡》。洛夫就像是一个逆反肉体衰老、有诗万事足的顽强老人，用作品雄辩地向华文读者与年轻世代持续发声。作为撰写中的《台湾新诗史》作者，我发现洛夫是书中惟一一位从1950年代到21世纪每一诗史时期都不能不谈论的名字，因为几乎每隔几年，他就有一部或强悍、或求变、或突破的新作问世。 洛夫逝世之后，坊间媒体圈都报道了他曾获选为“台湾当代十大诗人”之首的往事。其实“十大诗人”的名称，最早见于1977年《创世纪》诗社同仁共同编选的诗歌选集，主动出击加上举贤不避亲的结果，面世后备受争议。这种争议直接催生出了1982年《阳光小集》诗刊举办“青年诗人心目中的十大诗人”票选。扣除已故的覃子豪跟杨唤，依得票高低公布了一份新“十大诗人”名单：余光中、白萩、杨牧、郑愁予、洛夫、痖弦、周梦蝶、商禽、罗门、羊令野。一晃20年过去，台湾新诗界老将新秀竞逐诗艺、风景更迭，我跟陈俊荣(诗人孟樊)乃提议策划“台湾当代十大诗人”票选活动，并于结果出炉后召开研讨会，策划《当代诗学》特辑。这项正式票选及十大诗人学术研讨会在2005年举行，但洛夫著作中的作者简介却一直写：“2001年三千行长诗《漂木》出版，震惊华语诗坛。同年评选为台湾当代十大诗人之一，名列首位”，显为误植。 有资格参与“台湾当代十大诗人”票选者，必须是出版过个人诗集的诗人，但完全不分流派、诗社、属性与认同。最终得出的“十大诗人”名单及票数为：洛夫(48票)、余光中(47票)、杨牧(40票)、郑愁予(38票)、周梦蝶(36票)、痖弦(30票)、商禽(22票)、白萩、夏宇(两人同为19票)、陈黎(18票)。洛夫以一票之差胜过余光中，于是就有了他被“评选为台湾当代十大诗人之一，名列首位”的说法。我相信并确知这一票选结果不一定能成为何种“定论”，但毕竟是由学术单位(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跟学术刊物(《当代诗学》)主办，就应被视为一项学术的(而非可供消费或炒作议题式的)票选，带有一定文学史意义。 虽然“一票险胜”，但无论在大陆或台湾，洛夫在一般民众间的知名度似乎还是略逊于余光中。其中理由不难想见。以被收入中小学课本的诗作数量来看，余光中显然远远多于洛夫。这固然解释了两者知名度的差距，但我们也该反思一下：能够进入课本，就一定代表“好”吗?我想并不见得。入选之作可能只是符合编选者的标准，可是现代诗毕竟是前卫艺术之一环，只想原地踏步能有多大成就?洛夫的突破处，正在于不甘待在保守安全的舒适圈，而是积极挑战自我，风格、题材都跨度甚大。 除了语文课本，大陆读者对洛夫的认识，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台湾诗人十二家》(重庆出版社版，1983)，该书影响了许多代诗歌读者“看见台湾”。书中，每位台湾诗人有一篇约3000字的介绍，加上篇数不等的选诗。编者流沙河称洛夫是“举螯的蟹”，在评论《石室之死亡》时摘引“我已钳死我自己，潮来潮去/在心之险滩，醒与醉构成的浪峰上/浪峰跃起抓住落日遂成另一种悲哀/落日如鞭，在被抽的背甲上/我是一只举螯而怒的蟹”，随后评论道：“这只举螯的怒蟹大可不必‘钳死’‘自己’，因为‘落日’去了还有朝日要来的，只是他得充实充实自己的灵魂才行”。作为沟通两岸诗歌作者/读者的引渡人，流沙河的评论虽不够到位(选诗亦然)，但以彼时条件来看也属难能可贵，功不唐捐。无论是严肃反思的《石室之死亡》、偏向戏谑的《隐题诗》，还是诗写离散的《漂木》、精神超脱的《背向大海》、古诗新铸的《唐诗解构》，洛夫无不想尝试驾驭。他当然是具有不同面向、十分繁复的诗人，绝非一两句话可以概括。就算是“诗魔”一称，也可以说是洛夫技法多端宛如变魔术，或如神灵一般拥有诗之魔法、擅于操练魔幻之美，也有说其像”恶魔”般引领着超现实主义歪风…… 至于台湾晚近的洛夫印象，当有一部分来自2014年上映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II——洛夫<无岸之河>》。该片在洛夫的众多诗篇中，挑选了诗人早年代表作《石室之死亡》展开。此诗源于1959年洛夫在金门战火硝烟间，地下躲炮弹时所开启的诗思。导演运用此作全诗64首，每首10行之体例，先选录前面10首的诗句为经，架设起影片主结构；再以诗人与友人叶经柱自1951年起的书信往来(今日看来，有些内容还真是“浓得化不开”)为纬，尝试呈现出青年洛夫的性情与敏感。我因受邀担任《无岸之河》首映会的主持人，清楚记得洛夫在台上直接、明白地向观众跟导演王婉柔表示：这部电影将他定位为“诗风晦涩的战争诗人”，“把我钉在晦涩的十字架上”。持平而论，就算是纪录片，导演绝对还是保有诠释的自由(当然传主或作家亦有抗议的权利)。故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挑着说”，而是出在“要怎么挑着说”?洛夫的创作期长达70年，甚至到晚近几年追求古典新铸的《唐诗解构》系列书写，都想方设法力求新变。导演不是不能选择以“战争”及《石室之死亡》作为切入点；但很不幸地，她仅止步于此，最多就是纪录片后半加上由诗人亲自朗读了“《漂木》创作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