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7)11-0046-06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以狂飙突进的态势将汉语新诗带入了新的诗艺发展阶段，但如何处理“传统”与“西化”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现代诗发展中争议不断的问题。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诗坛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回归传统”、“关注现实”成为时代主流的呼声，现代主义诗人们在近似“四面楚歌”的境遇中，大胆而前卫地阐发着对于“传统”的思考，他们没有被动承受时代的意志，却以探寻新的可能性的勇气赋予现代诗以另类现代性的质素。 “时病”之思：现代诗再出发的历史语境 1972年，关杰明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中国现代诗人的困境》《中国现代诗的幻境》两篇文章，次年又在《龙族》“评论专号”上发表《再谈中国现代诗》一文，前后相继地批评台湾现代诗运动中的“西化”问题，言辞激烈地认为诗人们“忽视传统的中国文学，只注意现代欧美文学的行为，就是一件愚不可及而且毫无意义的事”①。1973年8月，刚从美国返回台湾担任台大客座教授的唐文标，也相继发表了三篇火药味极浓的文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论现代诗与传统诗》《诗的没落——香港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和《僵毙的现代诗》②，认为台湾现代诗自1956年以后就走上了逃避现实、只重视玩弄花招句法的歧途。他在文章中详细列出现代诗的“六大逃避”特征，如“个人的逃避”“思想的逃避”“抒情的逃避”“集体的逃避”等等，并点名批评现代诗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诗刊《现代诗》《蓝星》《创世纪》及其若干重要诗人。关、唐之文引发了诗坛内外关于现代诗发展道路与影响的论争，也成为台湾现代诗在转折时期历史语境中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将考察的视野向前推进，我们不难发现，关、唐之文提出的质疑，并不是新出现的惊世骇俗之论，早在五十年代纪弦等人倡导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以来就时有出现，无论是围绕纪弦提出的“现代派的信条”展开的争论，还是洛夫与余光中之间因诗作《天狼星》而产生的论争，以及五十年代末现代诗人们对苏雪林、言曦等人诘难现代诗的言论的反驳，对于如何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究竟何谓现代主义，以及盲目西化所造成的创作“时病”等问题的思考，始终都是困扰台湾现代诗发展历程的关键问题。不过，在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环境中，现代诗人们以勇士冲刺的心态寻求突破政治禁忌、表达个体生命体验的艺术手法，对现代主义观念和技巧的推崇、执念，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难以接受“批评之声”，毕竟那是一个寻求突破比因循守旧更重要的时代。然而，历史行进至七十年代，在国际政治领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钓鱼岛事件、台湾退出联合国、中美建交以及日本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等，对台湾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意识和历史定位产生了极大震荡，倡导民族意识和关注台湾现实的呼声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在文化艺术方面普遍开始出现回归传统、回归现实主义的倾向。诗歌领域中，年轻世代的诗人们纷纷组织标榜现实关怀的诗社诗刊，《龙族》《主流》《大地诗刊》《草根诗月刊》等相继出现，“1972年前后，台湾现代诗坛就在这样一股年轻诗人如雨后春笋般的源源冒出下，逐渐要走出一条新的方向。对于中年诗人的主张他们也接受也保留，但是对于前辈诗人们盘踞诗坛的倨傲姿态，他们普遍深感不满。……新生代的诗人们必须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出来，而方法就从反叛‘中年一代’开始”③。 青年诗人们要开创现代诗发展的新路，那些曾在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创作中引领风潮的诗坛前辈们，自然成为他们质疑反叛的对象，叶维廉、洛夫、纪弦、叶珊、张默等人都被点名批评。在六十年代以“超现实主义”为旗帜而成为现代主义诗潮新的集聚地的《创世纪》诗刊及其诗人群，也成为诗坛论争中受到争议最多的对象。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现代诗人们不能不有所触动和调整，1972年9月，一度因经费困难等原因而休刊三年的《创世纪》诗刊再度起航，洛夫撰写了题为“一颗不死的麦子”的复刊词，阐发了诗社同仁对现代诗发展状况的认识及对未来方向的思考。可以说，“不死的麦子”，既是对《创世纪》诗刊顽强生命力的一种形象比拟，也是对现代诗在台湾诗坛存在状态的一种期许。作为台湾现代诗发展中的急先锋，现代诗对于洛夫等这一代诗人而言，不仅仅意味着某种写作技巧的试验，更与他们的生命体验，以及由此生发的存在之思、历史之问密切相关，因此，洛夫在复刊词中回顾和反思了新诗现代化运动的历程，强调“从反省与警惕中我们更加强了‘现代诗必将继续成长’的信心”④。至于如何保持“继续成长”，他认为应该“在批判与吸收了中西文学传统之后，将努力于一种新的民族风格之塑造，唱出真正属于我们这一时代的声音”⑤。 对“民族风格之塑造”、唱出“时代声音”问题的强调，契合了当时历史语境中的主流声音，同《创世纪》诗刊六十年代所标榜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的思路似乎产生了本质性的背离，但在洛夫的思考中，这并不是一种顺应时局的冲动之词。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970年，《创世纪》同仁曾与《现代诗》《南北笛》等诗刊的作者合作组成“诗宗”社，创办《诗宗》杂志。“诗宗”的命名即为“洛夫与痖弦交换意见后”确定，“其意乃是标明归宗于中国传统”⑥。洛夫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辑的序言中更明确地阐明：“‘诗宗社’虽不倡导某一特殊理论或组织特殊派系，但他们仍有其共同的旨趣和信念，例如对现代诗的再认和对中国诗传统的重估就是他们当前的两大目标。”⑦这里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所谓归宗于“传统”，其前提是“对现代诗的再认”和“对中国诗传统的重估”。这个在“诗宗”社时期已经被洛夫等人意识到的问题，在《创世纪》复刊时再次被明确地阐发为未来发展的方向。面对现代诗所承受的种种批评质疑，洛夫希望能以兼收并蓄的立场，重新寻找中外文化传统相互促进的途径，对民族风格的重提，其真正的核心立场则是要更新、创造新的民族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