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作家群” 当代文学研究中，赵树理和柳青常被放在一起谈论。这是有道理的。他们是“十七年”写农村生活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和文学道路，今天仍引发不限于文学问题的阐释和争论：这是“十七年”文学中并不多见的现象。另外，这两位作家不仅作为个体存在，还各自联结着不同的“作家群”，形成有影响力的理念和文学实践方式。“十七年”农村生活小说主要成果是在北方：包括作家所属地域和作品的取材。这里说的“北方”，指的是西北和华北的晋陕冀豫。重要原因是，“当代”的农村题材写作，延续的不是现代的“乡土文学”(王鲁彦、蹇先艾、彭家煌、沈从文等)的艺术经验，而是20世纪40年代根据地、解放区形成的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视角处理农村生活的传统。因此，像沙汀、刘澍德、陈残云(身处“北方”的骆宾基，其实他20世纪50年代的《山区收购站》等很有特色)等，虽说他们都有相当的艺术才能和生活积累，短时间内却无法与这种经验建立无间隔的流畅联系。20世纪50年代后身处湖南的周立波也许是个例外，一个可以考虑的理由是，他以自己的艺术才能，转化了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东北解放区获得的，以阶级斗争视野处理农村生活的积累。从这个总体状况看来，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有别于“乡土文学”的“农村题材小说”概念，和这种小说主要由“北方作家”承担，是合乎情理的。 “十七年”中赵树理和柳青周围，各自聚集若干思想艺术追求相近的作家。山西的作家，在研究上早就有“山药蛋派”“火花派”的说法。1962年中国作协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会议(下面简称“大连会议”)，组织者侯金镜有“山西作家”的说法。他倒不是有意作为流派概念使用，但也透露这个作家群具有的流派性质。山西作家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都写小说，并主要是短篇。陕西的情况较为复杂，虽然在理念和方法上有共同点，但将他们当作流派看待的情况尚不确定；曾经有过“渭河派”的提法，但没有流行，没有获得更多响应，原因可能是题材、样式的分散。杜鹏程开始以长篇《保卫延安》知名，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转到写工业建设题材的作品；王汶石写农村，是短篇作家(长篇《黑凤》并不成功)；李若冰、魏钢焰以工业建设的散文、报告文学为人所知。陕西还有自己的批评家胡采。 这两个与解放区文学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作家群”，他们之间在文学—政治上的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也有差异。这种差异属于人民文艺内部。从“外部”看，大概无关紧要，可是放在当代“一体化”的文学实践过程中观察，也曾经产生过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重要”，既是指性质，也指曾经发生的历史效果。粗略地说，他们的创作倾向，一是更重视生活的“本来样态”，艺术方法也更多接受“本土”资源；另一则是强调理想、浪漫精神、英雄主义，有概括时代精神、历史本质的抱负。对比地观察他们之间的异同，有助于深入了解在“人民文艺”框架内的多种选择，或者说作为结构的“人民文艺”的多层性的状况。 二、文学史位置的错动 20世纪40年代后期，赵树理声名鹊起，获得很高评价；柳青虽然出版了长篇《种谷记》和《铜墙铁壁》，文学史地位却不能和赵树理相比。赵树理引起注意的标志点，是周扬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发表，和随后陈荒煤的“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而郭沫若、茅盾、邵荃麟、林默涵等的热烈赞誉，让这一高度评价获得新文学史层面的认定①。1949年7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协前身)，在全国委员会委员(大概相当于后来的“理事”)中，赵树理列第5位(该排名不是按姓氏笔画排列)。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②和“新文学选集”③都有赵树理作品或专集。前者收入《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后者是包括《小二黑结婚》等在内的《赵树理选集》。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说，“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作了分工。”④按照这个体例，丁玲、艾青作品选入“人民文艺丛书”，也在“新文学选集”中有专集顺理成章，赵树理不然，他的“重要作品”都出世于1942年之后。编者应该意识到这个违例，便事先在“凡例”中为赵树理的入选埋下伏笔，说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这一个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编者当初商议的详情不得而知，猜测是仅凭“人民文艺丛书”，不足以让赵树理在“新文学史”上获得较为牢固的经典性地位。 20世纪50年代，周扬和中国作协继续关注赵树理的创作和作为“流派”的山西作家的发展。1956年2月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周扬的报告，将赵树理和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并列称为“语言艺术大师”。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的创作流派的问题。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⑤，提出总结和发展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西作家文学经验。1958年6月，《火花》和《文艺报》编辑部在太原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山西文学创作特点，随后《文艺报》刊出“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 不过，实际情况和预想并不切合，赵树理在当代的地位呈现下降的趋势。《邪不压正》1948年10月发表后，年底和第二年初，《人民日报》就刊发不同评价的争论⑥。1950年，竹可羽发表文章指出了《邪不压正》存在的缺点⑦。1950年担任《说说唱唱》主编期间，因为刊登小说《金锁》(淑池)赵树理受到批评，他有点不情愿地在《文艺报》做过两次检讨⑧。长篇《三里湾》出版后，虽然有不少推介和评论，也被作为“建国后”的优秀作品在总结性报告中提及，但总体反应并不热烈⑨，周扬的一次报告在肯定它是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变革的“优秀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它在表现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力量上还没有达到“充分真实”，对先进人物的描写没有表现出“实在的力量”⑩。1959年《文艺报》刊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武养)引发对这篇小说的争论(11)。《文艺报》组织这次讨论，是想借此探讨当年有关创作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难题；讨论的引导方式，和以细言(王西彦)的《<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12)作为总结性文章，表明《文艺报》持的是保护、支持赵树理的态度。不过，《锻炼锻炼》在读者印象中也成为一篇有“问题”的小说。(13)接着，由于1958到1959年，赵树理写信写文章，对人民公社运动，对农村所有制和具体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反右倾”运动中在中国作协内部受到批判。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实行退却性“调整”，赵树理的地位才得到短暂回升。1962年8月的“大连会议”上，他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圣手”。参加这次会议的康濯随后发表的文章中说，“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农村题材作品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作家都难以匹敌”(14)。但好景不长，紧接着发生的作为“文革”前奏之一的“中间人物论”批判，他与邵荃麟，连同山西作家西戎等，开始遭遇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