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嘉德春拍，鲁迅《古小说钩沉》一页手稿，上有周作人批语两行，经过激烈竞价，最终以690万元成交。为什么?唯一的理由是三十多年后，失和的兄弟重新聚首。曾经兄弟怡怡，日后动若参商，世上这样让人感叹唏嘘的事不少。问题在于，这兄弟俩均非同寻常，乃现代中国文坛无可取代的重要人物。 凡在中国上过小学的，都会记得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此文出自《朝花夕拾》。周作人同一时期出版的《雨天的书》，其中的《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也很有名，但没能进入语文课本。都是回忆性散文，涉及故乡与他乡、儿时与当下、日常经验与阅读体会，还有博雅传统以及“风土的影响”等。儿时的记忆，为何此时被发掘与重现，这里牵涉社会思潮、个人心境以及审美趣味。有趣的是，这回的追忆，竟然促成了现代中国散文的转化与新生。 一、文坛双雄，迥异的人生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北大师生为主干，兄弟俩中，周作人更为活跃，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帜。由于北大教授、老同学钱玄同的邀请，鲁迅也参与到《新青年》的事业中，1918年5月起，先后刊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弟弟提供了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哥哥则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二者各有所长，合作得天衣无缝。不过，那段时间，周树人是教育部官员，不像弟弟那么放言无忌。单就新文化运动而言，鲁迅不是主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敲边鼓、“听将令”的。① 二位都是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可日后命运迥异，历史评价更是天差地别。这里介绍几个重要的关节点。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论鲁迅》的专题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②在撰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称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③。 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成为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对鲁迅是否依旧这么推崇呢?鲁迅之子周海婴在2001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④很多人不相信毛泽东会有如此坦率且严酷的回答，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发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证实此事——她当时在现场。其实，政治家的立场、策略与思维方式，本就与文学家或思想家不同。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鲁迅可以欣赏，但不能模仿。为什么?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朝与在野，位置不同，判断自然有别。 由此引发的讨论，不仅针对毛泽东的立场与策略，还有如何看待政治家与文人学者的关系。1936年12月1日，鲁迅逝世不久，李霁野在《文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忆鲁迅先生》：“最后相见时，我们谈起深为我们怀念的F君(引者按：指冯雪峰)，先生自己并不提起这件事，却只说到他的诚实。讽刺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说：那弗会，那弗会!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⑤这段回忆大致可信，因可与鲁迅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相呼应：“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⑥我曾由此引申，谈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难得一见的“真的知识分子”，乃永远的反对派。⑦ 回到弟弟周作人的故事。如果没有抗战中的落水，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将与鲁迅双峰并峙。抗战前的周作人，大家都不敢轻视，因其在全国文坛“举足轻重”。可如此名作家，因抗战中落水而被全国人民唾骂，实在可惜。 七七事变后，很多北大、清华教授经过一番挣扎，赴长沙临时大学及此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这个时候，大家都关心周作人的处境，校方以及已出使美国的胡适，纷纷去信促其南下。周作人推说移动不便，愿意“苦住”北平，一心著述。甚至在与友人信中称：“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王世杰)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⑧面对日本人的拼命拉拢，周作人内心很矛盾，但没有马上附逆。终于，1939年元旦，刺杀事件发生，周作人彻底落水。 关于此次刺杀事件，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第六章有详细的描述。作者根据当时能见到的资料，辨析了杀手来自抗日派或日本宪兵队的各种说法，认为“哪种说法也未免靠不住”；“到头来，可以确定的只是，事件当时的周作人正处在不管出自反日还是亲日的理由都有可能遭到袭击的位置上”。周正是基于此判断，横下决心，落水投敌。⑨黄开发的《遇刺事件始末》提供了更真切的史料，证实此举乃天津的抗日锄奸团所为，具体实施者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刺杀的理由是：既然周作人已经动摇了，为成全其名节，也为了惩戒后人。⑩ 周作人为什么不随北大南下，历来众说纷纭。比如，留恋北平生活的安逸，不愿四处漂泊；妻子是日本人，自己又对日本文化深有好感等，我承认这些都是重要因素。至于说忍辱负重、别有幽怀，受共产党委托云云，完全不可信。在我看来，最关键的，还是以他对中日两国实力的了解，不相信中国能打赢。因此，苟全性命于乱世，只想埋头书斋。可惜他是大名人，在此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没有回避、沉默或隐居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