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站在这个时代书写历史和当下生活，是一个作家观察和认知历史和时代生活的表征。面对过去，是我们如何讲述；面对当下，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充满了文学魅力的时代——我们身置其间，居然有五千多部长篇小说铺天盖地涌来，这就是时代的文学魅力。 一 乡村文明与乡村故事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不同叙事：《梁庄》等对乡土溃败的痛心疾首；《湖光山色》、《麦河》等的乐观主义；《凿空》、《陌上》等对“现代”的处乱不惊；三种不同的叙事表达了当下作家对中国乡村变革的不同态度和期待。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有合理性。 《望春风》书写的是记忆中的乡村。是作者以自己的城市生活经验照亮的乡村记忆。格非的上海、北京生活经验对他书写他的乡村非常重要。如果格非没有他的城市生活经验，他是不能完成《望春风》的写作的。小说虽然也写到当下乡村的变革，但他很少做出评价。显然，格非对当下乡村变革的评价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与他的历史感有关。我们知道，包括乡村变革的中国变革，它的整体塑型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说这是一个漫长的链条的话，当下的状况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如果把一个环节当做整体，显然是缺乏历史感的。这也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所说“人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那么上述情况是不能不如此的。”作为学者型作家的格非，除了有发达敏锐的感性触角，还有清楚的理性思考在制约他的感性表达。 我发现《望春风》的写作，基本是“史传”笔法，以写人物为主。比如写父亲、母亲、德正、猪倌、王曼卿、章珠、雪兰、朱虎平、孙耀庭、婶子、高定邦、同彬、梅芳、沈祖英、赵礼平、唐文宽、斜眼、高定国、春琴等等。但作家又不是平均使用笔墨。这也正如《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一样。父亲和赵德正着墨多，母亲少些，春琴着墨较多，其他人少些。通过小说的写法和内部结构，我们也会发现：格非很难将他的乡村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的记忆也是碎片化的。他只能片段地书写一个个乡村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发现乡村在今天的变化。因此，格非写《望春风》，不是要解决乡村中国变革的“问题”——而那些试图解决乡村中国变革问题的小说，在今天恰恰成了问题。他还是要对他记忆中的乡村做文学化的处理——努力写出他的人物。这样，《望春风》就有别于那些急切处理乡村变革问题的作品——那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事情。 小说中很多细节非常感人，比如父亲从工地带来一碗饭，只是为了让我尝尝数月未知的“肉味”，我则偷偷地将肉埋在饭里，让父亲吃。格非讲得很好，他说，个人经验只有通过和“他者“构成关系时才有意义。现在的孩子如果愿意，一顿饭可以吃二斤肉，但这在格非话语讲述的时代，是没有可能的。我们能够理解他在讲述什么；还比如朱虎平和雪兰的“不伦之恋”，这是乡村“差序格局”遭到破坏的一个症候性的情节。乡村中国的秩序，就靠“差序格局”和伦理、礼仪等维系。如果这个格局破坏了，乡村中国的秩序也就不存在了。但格非不是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地讲述乡村秩序的“炸裂”，而是通过文学性的情节一览无余。所幸的是，朱虎平和雪兰绝处逢生，那令人忧心如焚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这是作家格非的过人之处。同彬和春琴的恋情虽然是“姐弟恋”，但还在伦理秩序之中。小说中对前现代人际关系的书写，温暖而多有情致。但格非清楚，那一切是只可想象而不能再经验的。 格非在写过《望春风》后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曾多次回乡，但后来“突然发现有一个惊人的变化，我发现我不想家了。而且我对家乡感到厌恶，我发现农村已经凋敝到一个没法让我待下去的程度......我突然发现，你到了乡村以后，你碰到的乡民，乡里面的乡亲父老，他的价值观突然变得极其单一，就是完全为了钱，完全为了一些简单的经济上的问题，比如他们会不断地问你的收入，他们会说，你当了大学教授，你拿这么点钱，这种观点在乡村变得非常非常严重。”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它不可能按原来路线返回起点。《望春风》的返乡之旅并不是要回到那个起点。当任何一个作家难以讲述今日中国乡村全貌的时候，每一种局限性就都有其合理性。不同的是他们讲述乡村的出发点各异，但他们试图认识当下乡村中国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文学在作用世道人心的同时，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当下中国的巨大变革，推动中国乡村变革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现代性设计了乡村发展的路线图，它有历史的合法性，但左右这个预期和目的的多种力量有不可掌控的一面。乡村改革，就是尽可能祛除那不可掌控的力量以缩短我们抵达目的的时间或周期，但它绝不是回到过去。这也正是乡土文学的价值所在。 关仁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乡土文学作家。几十年来，他立足或扎根于乡土，认真书写他的冀东大地。他的“中国农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出版后深受好评。这三部小说生动地记述了冀东大地几十年来的巨大变迁，在追踪乡土变迁的过程中，他塑造了属于这块土地的文学的农民形象。如何书写乡土中国几十年来的巨变，如何看待和想象大变动时代的中国乡村，是这个时代作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关仁山一直乐观地看待这场巨变，他的文学人物都是乡村中国变革的支持者。他的《金谷银山》，用大红大绿的色彩描绘了北中国一幅绚丽的画卷。“金谷银山”，是乡土中国的梦幻，“披金挂银”是乡村吉祥的福音。主人公范少山是新时代的农民英雄，是新时代的梁生宝。他在白羊峪建构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文化乌托邦，而是一个巨大的、触手可及的、金谷银山的物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