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追求对现实生活的参与，探索和表现今天这个时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民间精神世界，固然是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叙事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遵奉的决定写作姿态和内容的金科玉律。新时期以来的乡土中国叙事在对民间精神世界的呈现中，始终面临着“谁来写”“写什么”“怎么写”的矛盾纠葛。不同的作家基于各自的身份和立场，选择自己的写作姿态和呈现内容。由于作家数量众多，且构成十分复杂，很多人的演绎方式都富有自己特色，这里只能以其和现实民间的关系远近以及认知理念的特点，就其中一些主要类型略加窥探。 一、内透视的直亲式书写：以张宇《自杀笔记》为例 “直亲”指的是那些出身乡土社会底层、曾经有着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且在生命里打下鲜明的乡土底层社会烙印的人。在新时期以来的乡土作家队伍中，和乡土社会底层有直亲关系的作家为数众多，成绩卓著，许多人在文坛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的代表有路遥、莫言、刘震云、陈忠实、贾平凹、张宇等，他们早年都曾有着在农村出生和成长的经历，后来走上创作之路后，也始终把乡土民间当作自己关注和表现的重心。由于和农村农民的特殊关系，这一类作家在书写乡土民间精神世界时，往往能深入到表现对象的内部来看问题，故称这类作家对民间精神世界的书写为内透视的直亲式书写。内透视的直亲式书写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其一，彼此不隔。由于曾经经历过相同的处境和有过类似的经验，他们和表达对象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其二，为民写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农民通常不仅要承受着物质匮乏的压力，还要承受着来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形态的各种歧视和偏见。对这些出身农村、曾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和他们互为一体、荣辱与共的作家来说，这种情况显然是他们最无法容忍的。所以，动用各种资源和方法，尽其所能地把被遮蔽在各种外部话语中的农民实际状态写出来，为之鼓，为之呼，往往是他们创作的中心诉求。其三，感情真挚。他们的写作动机和目的都是爱，对自己曾经或依然属于的那个群体的爱，真诚而不做作的爱。对这种内透视的直亲式书写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我们不妨以张宇的《自杀叙述》为例进行具体透视。 之所以选择张宇的《自杀叙述》为例进行剖析，是因为不管就作家个人的经历和人格特质来说，还是《自杀叙述》这部小说所呈现的内涵来说，都具有十足的典范性。1950年代出生于河南农村的张宇，在25岁那年被招工进到洛阳之前，有着作为农村人的漫长生活经历，深深地体验到农村人生活的艰辛。《自杀叙述》发表于1992年的《北京文学》，在历来的研究中一直未被足够重视，却是张宇为民间正名的经典性作品之一。它写的是一个农村里异常卑微的残疾人张老大下棋的故事。小说中的张老大年轻时因为和别人赌棋输去了两条腿，从此沦为残疾人，不能够干农活儿，凭借两只手抓两只小木板凳走路，后来不知怎么流落到作者的村子，住在寨墙边别人给他搭的两间草房里，靠善良的村人的照顾以及和别人下棋为生。小说重点写了张老大的三次对局。就在张老大准备悄无声息地打发掉自己残余的日子时，日本鬼子的到来改变了张老大的命运，作品所重点叙述的第一次对局开始了。1944年麦子黄梢即将成熟的时候，日本鬼子的小钢炮声顺风飘到这个村子上空，其他人都跑出去躲日本鬼子了，张老大因为身体残疾只好留在村里。发现自己无路可走之后，张老大做出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举动，在路边摆上棋坛，用棋子当武器，布阵迎战就要到来的日本鬼子。幸运的是进村的日本军官真的喜欢下棋，并且也遵守下棋规则，在张老大战胜日本军官后，日本军官承认了失败，没有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再对村子烧抢后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张老大用他的勇气和棋艺保护了自己和村子的故事，成为村子的荣誉和传说。第二次重要对局发生在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前来剿共的国民党团长因为张老大曾在棋局上战胜过日本人，想要通过战胜张老大来树立自己的威风，就强迫张老大像过去和日本人对局一样与自己下十盘棋。村里的保长怕激怒国民党的团长，就要求张老大故意示弱输棋。张老大本来也准备按照保长的意思输掉这次对局，可由于下棋时看不惯团长张狂的样子，为了捍卫棋手的尊严，他毅然把团长下得一败涂地，以至于团长恼羞成怒把他诬陷为汉奸抓了起来，幸好被保长巧妙救出。第三次重要对局发生在新时期。这时的县委书记对张老大所在的村子非常关心，准备给村里拨款盖新教室。书记知道张老大棋艺惊人，要求到村子考察时和张老大来次对局。支书为了村里的利益，希望张老大能陪着县委书记让他玩得高兴。建国以后新政权把张老大定为五保户，彻底解决了他的生存之忧；村人们这些年也对他关怀备至。张老大对新中国和村人的感激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内心里也认定自己该输掉这次对局以回报村人。可进入棋的世界后，对棋手的精神尊严的维护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潜意识的本能，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连赢了县委书记三盘棋。在发现自己棋内的世界严重脱离了棋外的世界，以至于再也无法顺利适应外部世界的要求时，他选择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显而易见，张宇的《自杀叙述》的核心主题是通过农村一个微不足道的残疾人故事，来表现即便在底层不为人知、命若尘芥一般的小小草民身上，也有着复杂的心理内容和不容剥夺的精神尊严。把社会底层那些经常被忽视、被曲解的小老百姓也当做人，当做有血有肉有尊严有灵魂的人，正是内透视的直亲式书写所热衷承担的使命。口头上的责任承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重要的是要靠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的内在深度说话。为了写出张老大这一形象的内在深度，张宇显然动用了自己的各种写作资源。首先他调动了自己根据切身经验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生命认知的理论。出身社会底层、曾长期忍受来自外部世界的种种压抑的张宇，从自己的经历里感知到，社会是复杂的，由此带来的人的生命姿态也是复杂的，可分“灵魂”和“外壳”两部分。“灵魂”是自我本质性的内容所在，但在复杂的社会里，它未必时时有光明正大的露面机会，为了生存它经常被迫潜伏；“外壳”是外部世界强行塑造给人的一种生命姿态，它固然远离“灵魂”，却是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得不接受的保护色。对此张宇曾充满感慨地总结道：“外壳就像手套一样，不过是灵魂的套，它紧紧套着灵魂，像牢房困着罪犯。外壳制约着灵魂，灵魂冲动着外壳，人这么个单位实际上是一个灵魂和外壳相互作用的集体。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是由外壳行为和灵魂行为两部分在进行，有时，是外壳拖着灵魂行走；有时，是灵魂冲动着外壳运转”①。和民间底层生命的息息相通，使他很自然地从灵魂和外壳的辩证关系入手，来进行他对张老大这样的民间生命的深入考察和呈现。于是，《自杀叙述》中的张老大的形象也被相应分成两部分内容：其残疾的外表、低下的地位、恶劣的处境以及外部因素施加给他的卑微感、残废感、脆弱感，是他的生命外壳；内在的自由自尊自重是他的灵魂。在日常生活里，他不得不以外壳的方式生存，从人们的怜悯中讨一份生活，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虽然年轻，由于残疾，格外对死亡敏感和恐怖，在我们村子住下来以后，他就觉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听到死亡的召唤了”。即便是这样，作者给他还保留了一个充分张扬自己灵魂的舞台，“一旦进入棋手的世界时，外部世界的一切都不再对他起作用了”，他的行为完全受自己的灵魂主宰，尽情地驰骋着自己的智慧和张扬着自己的自尊。在同日本人进行的那次对局里，他的生命随时掌握在敌人手里，他不是不提心吊胆，可在棋的世界里，他“忘掉了对方是日本鬼子，也忘掉了自己的生死”，把日本军官完全看成了平等的棋手，当对方表示认输后，他甚至还没从棋局的世界走出来，很自然地“以一个棋手应有的品格，对失败的对手宽厚地笑笑，表示了居高临下的大度和亲切”，不仅在棋艺上而且在气度上彻底击败了日本人。在和国民党团长那次对局里，面对着给自己和村人都带来灭顶之灾的危险，外壳行为使他想输掉，国民党团长的张狂却不由自主地激起了他作为一个棋手的自尊，棋局外的一切都被他置之度外，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除了被团长陷害，还失去了大部分村民的尊重，认为他不识抬举，爱惹祸端。在同新中国的县委书记那次对局里，虽然没有任何外部危险，他的外壳行为承担的却是更大的责任：报恩。他明知这是自己的责任，也心甘情愿承诺了村支书，但进入棋的世界后最终还是没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作者让张老大选择自杀也是作品的神来之笔，它把民间对生命尊严的坚守又升华到了一个前所未及的高度：在发现进入棋的世界后自己的灵魂言说和外部需求产生严重脱节时，一方面他无法放弃自己的灵魂，另一方面他也不愿回避自己对村人的报恩责任，他的自杀既是对灵魂的一种忠诚，也是对自己所应负起的对村人报恩责任的一种补偿和承担。甚至连他的自杀过程也处处充满了一种对生命尊严的坚守：为了替别人着想，他不顾自己爬行不便，克服了种种艰难，爬到了乱坟岗才服毒自尽的，这样他死后，人们就不用把他抬到那里了。作者不回避民间生命的遍体泥污而能充分发现它灵魂世界里谁也无法剥夺的对自由和尊严的尊重，恰代表内透视的直亲式书写对民间生命认知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