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氏兄弟准备他们的合作成果第3册《域外小说集》时(前2册1909年出版)，他们打算收入米克沙特小说的第一部分。虽然第3册永远没有变成现实，但周作人的翻译手稿却被保留下来，当然其中也包括鲁迅的修改。我们知道，周作人是依据英译本(1900)进行翻译，但鲁迅在多大程度上是依据其私人收藏的德文书籍完成其修改工作(这从其私人收藏可以得到证实)，还是仅仅出于对他弟弟翻译文本固有的思考而进行修改，目前并不清楚。为此，本文将提供必要的线索，并从现有的史料中提取进一步的证据，以解决这一问题。① 一、文学史对于间接翻译的初步评价 当卡萨诺瓦这位启蒙时代著名的情人，在1780年至1798年间撰写他最终未能完成的回忆录《我的一生》(全称《塞恩加尔的让·卡萨诺瓦为自己所写的回忆录》)时，他还是杜赫佐夫的瓦尔德斯泰因伯爵的图书管理员，或许想象不到他的这一片段性的写作还有发表的时候。然而，1821年，他的侄子卡洛·安吉奥里尼却把他的手稿卖给了莱比锡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希·阿诺德·布罗克豪斯(1772-1823)，这是那本享有声誉并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百科全书《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1810-2009)的出版商。布罗克豪斯又任命威廉·冯·舒茨(也称“流泪的舒茨”，1776-1847)，一位德国诗人和小品文作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法文翻译家，将卡萨诺瓦的作品翻译成德文(12卷，1822-1828)。很明显，这个版本在许多方面都有大量删节，但考虑到译者在其作品完成后不久就改信天主教(其翻译在1834年被列入《禁书目录》)，我们也就不必感到讶异了。而且，这位译者在翻了不到一半的时候，就放弃了同布罗克豪斯的合作，把剩下的第5-12卷留给了另一位不知名的译者，不过，后者仍以近似其前任的翻译原则继续着他的“重写——翻译”。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这个德文翻译(可以确定是从法文原文译出)在法国仍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从而导致相当数量的法文译本出现，因为布罗克豪斯——出于可以理解的生意方面的考虑——没有允许译者接触卡萨诺瓦的法文手稿。其后，这些法文的回译又被翻成许多其它的欧洲语种，比如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以及其他的语种。因为担心“暴露色情”而面临的法律风险，出版商布罗克豪斯任命法国学者让·拉弗格(1782-1852)，也是当时莱比锡骑士学院法语教授，对手稿进行净化处理，从而有了一个新的版本。但比起德文翻译，这个版本的缺陷更多，因为明显的色情部分和讨论宗教问题的段落——的确有很多关于它们的内容——都被删掉了。 随着一个多种语言的版本和译本时期的到来，合法印刷以及盗版都出现了，但他们的选择各有侧重，直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最早的布罗克豪斯出版商才和那些对此感兴趣的法国出版商之间达成一致。其结果是，一个统一并“完整”的法文和德文净化版本被印刷出来，②但原来的手稿仍在最初的德国出版商后人手中，而且，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出底本的作用。 直到201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以一份文学手稿能卖出的最高价格—740万欧元，从布罗克豪斯后人手中买下了这些原来的手稿。③在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此手稿原貌一直不为人知，直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得到后，才可以此为基础，准备一个新的、重要的版本，而此版本旋即在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作品丛书“七星社丛书”中发表。④ 多种二次翻译的译本，加上从德文回译到法文的翻译——尽管原始文本以法文写成，可能显得不同寻常，但事实上，这在翻译史上是很正常的，因为原作内容并非毫无争议，所以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还是会表现出一些独特性。 另一个二次翻译的例证不是始于19世纪，而是从20世纪最初的几年开始，这可能表明了二次翻译的实际动因有时非常简单，而且完全脱离了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容——如下文将要展示的那样——尽管它也曾起过作用，但却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可预期且受到英美出版商审查制度支配的时期。 二、米克沙特翻译的背景 众所周知，直到1923年分裂之前，周氏兄弟即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之间有过密切的文学合作。⑤以下事实也被充分地确立起来：他们的劳动分工通常是按照他们各自的语言技能进行，即每一方都是根据他们的语言技能来为此共同的翻译事业(实际上这是最常见的合作项目)做出贡献；具体说，日语来自于两人的翻译，英语和稍后古典希腊语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周作人的翻译，而德语则来自于鲁迅。这一合作的首次实质性成果，是发表在极不成功的《域外小说集》中的翻译，并注明是“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在全部16个故事中，只有3个是鲁迅的翻译——从德语和俄语文学中译出，分别是Leonid Andreev(1871-1919)⑥的“
”(谎言，被译为“谩”)和“Mol anie”(寂静，被译为“默”)以及Vsevolod
(1855-1888)⑦的“etyre dnja”(四天，被译为“四日”)。而且，被证实的还有鲁迅从英文译出的诗。来自于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所著故事“Lukarnik”，也收录在他弟弟的翻译集中。如果不是这样，以手稿或涉及这些(手稿)的第一手记录等形式留存下来的这对兄弟间的合作——也可能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程序并无问题——的文献证据真是少得可怜。兄弟俩每人只有个别的翻译作品，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但大多数都是在1923年他们关系破裂之后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