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8]02-0185-08 进入19世纪，德法两国高等教育都发生的深刻变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为确立两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历史时期，发生两次对两国发展具有全局影响意义的战争。一次是以德国失败而告终的耶拿战役，直接催生了在德国教育和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柏林大学；一次是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的普法战争，引起法国对国家集权体制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反思。从1806年耶拿战役失败的教训中，德国政府提出了“国家必须用智力来弥补在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①，拉开德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序幕，并于1809年筹建了柏林大学。从19世纪中期兴起欧洲高校改革浪潮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柏林大学始终处于世界学术的中心地位。1871年普法战争后，在法国精英阶层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普鲁士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它那闻名遐迩的大学所具有的优越性。”②当时还流传着一句格言：柏林大学报了耶拿失利之仇。可见，教育的力量足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兴衰强弱。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对十九世纪特别是两场战争之间两国高等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由于高等教育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而“高等教育价值观是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它对高等教育实践的目标、过程以及结果评价等过程具有导向作用”③。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以高等教育价值观为主线进行比较，以期能够从更深层次探讨德法两国高等教育问题。 教育价值观是社会对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反映。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和人们观念认知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价值观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但从基本价值取向来看，大致以个人本位、知识本位和国家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较为典型。个人本位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强调“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主要价值在于促进个人理智的发展，以达到完善个性之目的”；知识本位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凸显“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主要价值在于创新知识，探究学术，促进学问的发展”④；国家本位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把国家作为高等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强调高等教育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服务”⑤。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要受到社会多重价值的影响，但通常情况下会有一种主导价值左右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德法两国的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从总体来看，耶拿战役到普法战争这一历史时期，德国和法国都把国家利益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但落实到具体实施层面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德国选择了以知识本位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法国则选择了以国家本位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对于德法两国在耶拿战役前后的改革，欧洲大学史专家瓦尔特·吕埃格(Walter Ruegg)曾有过这样的表述：“1800年标志着两条具有决定性的、但又相互矛盾的发展道路的开端，这两条道路对19世纪大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条道路是由政府集中管理教育制度，追求眼前的社会效用；在拿破仑时期，这条道路得以完善。另一条道路是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开拓的，它强调大学开展非功利性的研究，倡导为整个人类的知识教育而服务。”⑥在耶拿战役之后，德国秉承理性思维和学术自由的理念，走上了以追求知识为主的非功利发展道路；法国则加强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走上了以直接服从国家政权和现实需求为主的具有较强功利性的发展道路。 一、大学定位与培养目标的价值取向比较 教育价值观决定着一个国家对教育的定位和培养目标。19世纪特别是从耶拿战役到普法战争这一历史时期，德法两国在高等教育价值导向上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对大学的定位及培养目标上。虽然在耶拿战役战败之后，国家主义在当时的德国一度盛行，作为柏林大学首位选举产生的校长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呼吁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有强烈民族情感的爱国公民。“如果事关国家和民族独立，那个人虽死也在所不辞。如果学者为国民的生活幸福而死，则虽死犹生”⑦。但这种国家主义更多地体现在教育的终极目标上，具体到办什么样的大学，怎么样办大学，则强调大学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只有与国家保持适度的距离，遵循自身发展轨迹，才能在不断推进学术创新中实现民族振兴的目标。正如当时担任普鲁士教育大臣的柏林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1810年的备忘录曾指出的：国家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眼前的利益直接联系，而是完成其真正使命，不仅能为眼前的任务还会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发挥更大作用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德国把现代大学定位为“知识的总和”(Universitas litterarum)，主张大学不应该受国家眼前利益所左右，而应以知识及学术为目的，实施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培养具有精神追求和对科学献身精神的人。与德国不同，这一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为巩固政权的需要，全面实行教育的国家化，强调高等教育要直接为国家政权的现实需要服务，实行专业化和职业化教育，其基本价值取向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与功利主义色彩。 德国以知识为本体的高等教育定位，在如何创建柏林大学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耶拿战役的失利导致德国主要城市被法军占领，曾一度作为德国精神文化中心的哈勒大学被法国军队勒令关闭。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之时，普鲁士皇帝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决心在柏林建立一所支撑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的精神家园。德国知识界围绕着如何办柏林大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受拿破仑在法国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社会上弥漫着向实用性发展的倾向，但大多数思想家坚持认为大学作为“知识的总和”，应以追求“真正科学”为对象，而不能为眼前的利益和一时的得失所迷惑，失去对科学精神的追求。这是这一时期德国知识界秉承的一个基本理念。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学院之争》、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在《关于学问的研究方法讲义》、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在《德国意义上的大学随想》，都对大学的使命与学术自由、大学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主张大学应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干预而保持追求精神上独立性。康德认为应在保存自由的前提下重新界定大学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强调国家不应妨碍人的自由的实现。施莱尔马赫强烈主张在大学里实施自由教育，培养能够独立于政府的意志的学者。施莱尔马赫认为，科学精神是“大学的使命”，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在“已经掌握了大量知识的优秀青年的思想里激活科学的理念”，使他们以科学的立场上独立思考和观察觉察事物，从而发展各自的研究能力、发现能力与表现能力。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人的自由。因此，他强调大学应与国家保持适度的距离，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大学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世俗的东西。因此要“独立于一切国家组织形式”⑨，遵从科学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