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1-0099-06 五四前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迅速东来和中国教育体制的新旧更替，西方宗教势力在华兴办教育事业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教会大学开始进入在华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教会大学中，由司徒雷登掌校的燕京大学独树一帜，业绩斐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与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列的著名学府。对于燕京大学取得的办学成绩，不仅南京国民政府多次予以褒奖，当时的教育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现在之燕大，非特于全国学府中首屈一指，即于国际学府中，亦增一新生力军”[1]。曾来华留学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提道：“燕京大学在校长司徒雷登的带领下成为其他12所基督教大学的排头兵。”[2] 在近现代中美关系史上，司徒雷登是一个在政治、外交和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由于担任过驻华大使并在国共之争中偏袒南京政府，其形象长期被定格为美国侵华利益的重要代言人。近年来，随着民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司徒雷登的在华教育活动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部分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总结燕京大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肯定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但由于起步较晚等客观原因，学界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高等教育改革成就的研究要么因陋就简，一笔带过，要么以事功梳理代替思想言说，忽视了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推动作用，遮蔽了燕京大学之所以走向成功的内在原因。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转型的背景下，根据新近出版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探究和梳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彻底的中国化：维系燕京大学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 教会大学虽然以传播西方宗教文化为目的，但要想在中国扎根立脚，必须取得中国社会的认可，使自己的存在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而欲达此目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彻底的中国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浪潮的汹涌和中国本土高校的迅速崛起等因素也“从不同的角度，或迫使或引导基督教大学进一步中国化”[3]。 司徒雷登认为，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之所以在中国得以设立和维持，“多有赖于热心之基督徒为之助力也”[4](P25)。而这些中国信众对基督教大学的最大希望，是盼其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培养出一批具有爱国之心的有用之才，以完成内强家国、外御强敌的民族复兴任务。基于这种分析，他提出，燕京大学要想在中国生存和发展，首先要考虑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在司徒雷登看来，虽然目前中国正处在强敌的威胁之中，但由于人民的国家意识已大为加强，“苟中国完成大统一，则决无畏惧日本之理”，现在国家危难之际正是燕京大学师生为国家独立和建设效力之时，只要全体青年学子能以中国现实需要为急务，“认清欲于将来改革国家社会，应于今日首先改革自己”[4](P26)，并且在校学习期间即能“养成一种高尚之人生哲学”[4](P25)，培养出“创造的，独立的，勇敢的，合作的精神”，最终必能实现“服务祖国，拯救同胞，为中国全民族谋福利”的远大目标。 在从办学理念上倡导燕京大学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同时，司徒雷登也从实践层面上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燕京大学中国化的具体举措。 在司徒雷登看来，要实现燕京大学的中国化，关键是要取得中国政府的认可。在司徒雷登之前，在华投身高等教育事业的外国传教士不乏其人，虽然他们也有人意识到，基督教教育事业“在中国须造成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系统”[5]，但对教会学校融入中国国家教育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缺乏基本的预判和认知。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大多数教会大学担心“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6]，才不得已被迫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实际上，早在1921年，司徒雷登就已经开始考虑燕京大学的立案问题。1925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出台公私立学校均应注册的规定后，司徒雷登就积极着手筹备燕大的注册事宜。对于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燕京大学“既以服务中国为宗旨，就得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7](P62)。在他的坚持下，燕京大学排除困难，分别于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立案，并得到批准，成为在中国境内立案注册最早的教会大学。此举不仅使燕京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美国托事部的依赖关系，也为燕大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及其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证。 在完成燕京大学立案注册的基础上，司徒雷登推动燕大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步骤，是更换学校的领导层和调整教师队伍的中外籍教师比例。这种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既是燕京大学立案后对中国政府的一种承诺，也是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司徒雷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提道：对于燕京大学，“我最初的想法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包括它的教育、宗教、财政等各个方面，使燕京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8](P57)。注册立案后，他即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于1929年推荐中国学者吴雷川出任校长，自己改任校务长。尽管由于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地位和威望，学校实际上的掌权者一直是其本人，但校长人选的换马既满足了中国政府的要求，也减轻了燕京大学对美国教会的依赖程度。资料显示，除校长职位外，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燕京大学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均换由中国人担任。全部校董会34名成员中，中国人占到21个，当时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如孔祥熙、颜惠庆、胡适等人也受邀成为燕大董事会成员。 在一般教师构成上，燕京大学初创时，中国籍教师只有陈在新和李荣芳两位博士[9]，中外教师比例严重失衡。为了尽快消弭燕京大学的纯西方色彩，并切实提高其办学水平，司徒雷登不惜以重金聘请陈垣、许地山、顾颉刚、钱穆、俞平伯、吴文藻等国内著名学者来燕大任教。由于燕大付给教授的薪水较高，且不存在欠薪现象，因此，一些著名学者甚至托人主动上门求职。如1938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就曾通过郭绍虞的私人关系在燕大谋得“客座教授”的兼职，燕京大学因为旧人关系，对周作人“月给一百元报酬，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10]。经过努力，到1934年，在燕京大学拥有的111名教授和副教授中，中国人已达67人，占比超过半数以上。至此，司徒雷登要让燕京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大学的愿景已变为现实。在他看来，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参与到燕京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中来，不仅是为了满足中国政府对教会学校的要求，而且可以充分调动中国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益。更为重要者，司徒雷登认识到“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是确保世界和平，并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的重要保证”，而“燕京大学所创造的环境，能作为一种永久的财富，来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8](P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