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8)02-0237-08 大学史研究涉及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一再张扬，如何通过历史的梳理和重构来观照现实、展望未来，这一问题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使其成为一个颇具人气的跨学科的学术热点。一些高等院校更把撰写校史作为挖掘资源、接续传统、凝聚士气、彰显特色的重大工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写出版了各种类型的校史和相关资料文献。大学史研究可以说方兴未艾、成果迭出。 早在19世纪初，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大学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学史专门研究期刊的创办，西方大学史研究初步实现了制度化。①我国的大学史研究相对来说起步较晚，且主要以校史编纂为主，缺少经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学者们的参与。最近10多年，大学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除了校史研究者外，越来越多的教育史学、历史学和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大学史研究的意义，并对大学史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提出思考和建议。②然而，其中很少有学者对中国大学史研究的状况做出概括和分析。本文意在考察分析中国大学史的研究状况(侧重有关当代中国大学校史的研究)，并进一步对大学校史写作做出些思考。 一、大学史研究现状 我国大陆的大学史研究最初是以校史编纂的形式出现的，第一波浪潮大约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恢复招生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重新提出，激发了一批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长期走在前列的大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校史纷纷面世。1984年《教育部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进一步推动了各高校校史编写工作的开展。这一时期较典型的成果有：《南开大学六十年1919-1979》(1979)、《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1981)、《清华大学校史稿》(1981)、《浙江大学校史稿上册初稿》(1982)、《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82)、《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1983)、《四川大学校史稿》(1985)等。这类校史的编纂出版与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以及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急需大批人才的大环境有关。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类校史又大多是一批急就章，缺乏丰富史料的支撑和深入的研究做基础。同时，由于出版于“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之初，其编纂体例和叙述话语均具有较深的时代烙印，也存在着溢美之词过多、评价不够客观甚至夸大、演绎或隐匿部分史实的问题。以《北京大学校史》为例，有学者曾指出“其对蒋梦麟校长的评价过于苛刻……只从激进学生的立场出发，一味谴责校长的‘高压政策’，将其讥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③。 第二波浪潮大约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众所周知，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多所大学迎来自己的百年校庆之际，各校纷纷出版校史以“宣传”其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光荣的办学传统，为大学史研究的繁荣拉开了序幕。天津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所有这些创建于19世纪90年代的高等院校，都毫无例外地充分利用了百年一遇的时机开展校史研究，并催生了一批校史著作，④如《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2卷(1995)，《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1996)，《浙江大学简史》第1、2卷(1996)，《西南交通大学校史(原唐山交通大学)》第1卷(1996)等。纵观这一时期的校史文本，与20世纪80年代的校史相比，由于受到近代史观变化的影响，在叙述框架等方面已有很大的不同，即“左”的思想的影响正在减弱。例如，1996年出版的《浙江大学简史》在叙述1949年前的校史时，用《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及办学方针》一章，取代了1982年出版的《浙江大学校史稿》最后一章《中共浙大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党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然而，这些校史著作大多缺少对大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内部制度和自身规律等方面的探讨和分析，对大学发展与外部关系的处理也较简单化。在撰写体例上，通常是以时间为纵向线索，以专题形式从横向展开，较为单一。有关大学发展诸多因素的展示不够全面，总体上给读者呈现的是一幅平面图景而缺乏立体感。 进入21世纪后，由各校组织编纂的大学校史的进度、安排，与各学校自己确立的“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或者设定的其他目标有更多的关联，完全成为一种计划性产品。《上海交通大学史》的编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2年，校史研究被该校确定为大学文化和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学校专门成立校史编纂委员会，由时任党委书记王宗光任编委会主任，并于当年年底被列为学校“985”二期工程首批重点A类建设项目；2006年110周年校庆前后编纂出版了20余种、总计2000万字的系列校史研究丛书；⑤2011年115周年校庆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四卷《上海交通大学史》；2016年120周年校庆时则出版了后四卷。对于该书的出版，主编王宗光更是不吝指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支撑”⑥。把大学校史的编写与一流大学文化建设的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众多大学校史编纂的初衷和最大的动力。 与由大学校方组织编纂的大学校史相比较，由学者对大学史进行个人研究的学术现象在大陆地区出现较晚。台湾地区学者苏云峰对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史开展的独立研究则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开始，⑦出版的相关著作包括《私立海南大学1947-1950》(1990)、《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1996)、《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1998)、《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2000)。其中《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更是被史家何炳棣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部标准著作”⑧。此外，台湾地区学者黄福庆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1988)、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1999)也具有一定影响力。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通过对清华大学早期历史沿革的剖析，呈现出清晰的现代学术发展脉络；黄福庆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论述了中山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机构建制、教学方针、师资队伍等，并认为战前中山大学“能在国内大学中占一席地位”的原因在于“渐渐建立了它自己的学术风气与特点”⑨；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在叙述北大国学门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考量了其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位，并探讨了现代学术体制建立和发展的相关问题。以上著作不仅囿于对一所学校甚至一个院系的发展史的研究，而是小题大做，将一个院校的历史作为观察近代中国教育、学术发展乃至社会变革的一个窗口，“窥一斑而见全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