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是影响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同收入阶层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是否平等直接影响到阶层间收入不平等的演变。因此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公平早已成为收入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关注。我国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供给迅速增长。直观来看，似乎高等教育的扩张使更多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的平等。可是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论调也时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新增的高等教育资源是否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间进一步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议题。 利用2000年和2010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以18～22岁作为高等教育适宜年龄，将18至22岁的高校在校、毕业、肄业、辍学人数之和与适龄总人数的比值作为高等教育辈出率的粗略估计。数据统计显示，2000年，城市地区18～22岁人口中大学专、本科辈出率为22.78%，本科辈出率11.35%；乡镇人口大学专、本科辈出率1.92%，本科辈出率为0.37%。2010年，城市地区专、本科辈出率45.46%，本科辈出率23.43%，乡镇人口专、本科辈出率13.78%，本科辈出率4.59%。数据表明，无论是本、专科还是大学本科，城市的辈出率均高于农村，说明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仍存在差距。但从增长情况来看，从2000年至2010年，城市地区专、本科辈出率增长99.56%，乡镇人口专、本科辈出率增长617.71%；城市本科辈出率增长105.89%，乡镇人口本科辈出率增长高达1140.54%。可以发现，农村高等教育辈出率的增长显著高于城市，其结果是上述高等教育的城乡差距在不断减小。虽然，这里的城乡高等教育差距的缩小是否主要得益于高等教育扩张还需进一步的严谨分析，但以上直观数据观察支持高等教育扩张有助于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则可以知道“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可能与以上数据也并不矛盾。据数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普通高等院校2631所，其中本科院校1243所，但家长与考生所希望的高水平大学如“211”院校112所，而其中“985”大学仅有39所①。显然高等院校之间存在显著差距，高水平大学毕业生与一般水平院校毕业生的向上流动机会也迥然不同。因此公众所期望的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更关键的可能在于高水平大学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如此，作为验证是否“寒门再难出贵子”的一个更贴切的相关分析应该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社会中低阶层家庭的子女进入“985”“211”大学的机会是否相对更少了。基于以上讨论，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显著差异，本文认为探讨高等教育扩张是否促进教育机会平等需要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展开，这也是本文不同于其他研究文献的分析视角。 关于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讨论，一些学者关注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引发因素。Coleman(1988)指出家庭资源将影响子辈的教育获得。李煜(2006)总结家庭背景对子辈教育机会的影响主要通过文化再生产和家庭资源转化两种方式。Sullivan(2001)、Lareau & Weininger(2003)等强调了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父辈的文化资本有利于提高子辈的认知和学习能力，并营造更好的家庭学习氛围，这将提高子辈的成绩，使其更可能获得优质的教育。而包括Becker & Tomes(1979)、唐俊超(2015)等强调家庭资源转化对子辈教育机会的影响，这些研究认为拥有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家庭可以通过增加对子辈的教育投入，或在最后环节利用家庭资源对子辈入学进行“干预”，来增加子女的教育机会，最终导致家庭资源不同的子辈教育机会不平等。 另一部分研究则着重探讨教育扩张过程中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演变状况。其中一方认为教育扩张可能加剧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如Raftery & Hout(1993)提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MI)假设，该假设认为新增的教育资源首先被社会上层阶层获取，只有当上层的教育需要饱和时，教育扩张才能惠及中下层。而Lucas(2001)在MMI假设的基础上强调不平等还体现在教育质量上。他指出即使上层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留给中下层的教育资源也是低质量的，这将维持阶层间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状况，这一理论被称为“有效维持不平等”(EMI)假设。此外，在考察西方国家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展开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教育扩张是否缓解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的研究中，Breen & Whelan(1993)对爱尔兰、Blanden & Machin(2013)对英国的分析也显示父辈社会阶层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并未减弱，且可能存在增强的趋势。针对我国的研究，李春玲(2003，2010)、郝大海(2007)、Guo & Wu(2008)、Treiman(2013)等从不同角度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并未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甚至可能加剧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另一方观点则倾向于主张教育扩张有助于减缓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如基于荷兰(de Graaf et al，2000)和挪威(Lindbekk，1988)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教育扩张有助于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关于我国的研究，吴晓刚(2009)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扩张在一段时间内改善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但之后家庭背景再次发挥持续且稳定的作用。吴愈晓(2013)提出家庭经济条件对子女各阶段升学机会的影响自1978年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另外，一些学者关注了高等教育内部的质量差异。Arum et al.(2007)指出，高等教育扩张带来了社会分层的固化，上层社会子女获得精英高等教育，而中下层子女则被分流到质量较差的院校。Boliver(2011)利用英国1960-1995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高等教育扩招在1990年后缩小了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数量上的不平等，但质量上的不平等仍在持续。刘精明(2006)的研究表明扩招后我国包括成人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高等教育总体上的不平等缓解，而大学本科层面的不平等程度加剧。王伟宜(2013)通过分析我国1982-2010年16所高校各阶层的辈出率发现阶层间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的入学机会差异不断缩小，而重点高校入学机会的不平等状况先上升后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