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下，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改变了过去的免费形式，代之以收费教育，恢复了其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本来面目。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个人对教育投入的意愿和实际支付能力如何，各级政府今后在高等教育投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教育收费的数量和形式如何确定等。目前，在推广教育收费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我们不愿见到的现象，也说明我们以前对此重视得还不够，现在有必要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 个人对教育投入的意愿和实际支付能力 教育是人力投资的最重要形式之一。人们接受教育，是愿意投入和付出成本的。早在两个世纪前，英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指出，在各种资本投资中，对人本身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所有居民或者社会成员学到的任何一种有用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所费不少……但这种费用，会得到偿还，而且还带有利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7—258页）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久远的科举制度对人们毒害极大，但人们还是愿意花钱受教育，这也从反面说明在我国推行收费教育有着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 人们愿意为教育付费是以它能给人们以费用补偿为前提的。因此，未来收益的大小就直接决定着人们现在愿意为教育投入的多少。同时，由于未来收益是预期的，它不仅存在风险，还面临一个贴现的问题。所以贴现率和风险的大小也影响到人们教育投入的数额。以R 表示未来收益的贴现值，f表示贴现率，r表示未来不确定收益，d表示风险， 则用公式表示： R=f（r,d） 先分析r。r是表示未来找到工作所能获得的收益，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心理效用。一个人通过教育形成较多的人力资本，他可能比别人更具有条件和优势进入效益好、收入高、工作条件舒适的行业工作。可以获得高于未受教育者或受教育较少者的货币收入，可以得到别人无法享受的公有住房、公用汽车、公费旅游和逢年过节发放的福利物品等实物收入。由于这些优厚的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益，他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高于别人，因而更有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这种未来收益的大小对目前个人愿意向教育投入的数额起着最直接的影响。 但是未来的这种收益是不确定的，是有风险的，这就是我们所要涉及的第二个因素d。在我们这个正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不同行业部门的收益差别极为悬殊。个人能否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不仅取决于个人经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是否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而这两个因素对一个尚未进入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来说常常是很难确定的。如果个人对这种风险估计过高，就会大大影响目前个人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就从目前高校学生很少申请贷学金这一现象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不需要资助，他们不愿或不敢借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自己未来收益不敢寄予过高期望。现在高校学生不仅关心自己所学专业是否热门，更关心自己未来分配所去的行业部门。如何克服未来行业之间的收益差别和做到就业选择上的公平竞争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资。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贴现率f。目前一个人完成大学教育要十六年， 博士教育需二十二年。这么长的贴现年限加上我国目前的名义高利率大大影响了人们对教育投入的积极性。时间越长，未来预期值与现值之间差距越大。按目前的国家法定利率水平计算，不到十年，本金就得翻一番，培养一个博士生，本金得翻五倍。即使我们排除未来找到一份较满意工作的不确定性，未来收益不是相当地大，人们也会在教育投资面前却步，更何况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现象还没有解决。据统计，我国目前受教育较多的高校教师与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处于同一档次，均为500-600元，这一事实很难为投资教育的人们平静接受。而且在不少行业中，研究生、本科生干的活实际上可以由专科生、高中生干得更好，出现了复杂劳动简单使用的倾向，这使得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难以拉开收入差距。在可预见的未来，所受教育与未来收入的关系理不顺，教育需求的萎缩与教育供给质量和数量的下降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如果把接受高等教育所费的全部成本（过去的成本根据年限和利率增值），加上在同一时期不受教育而在家工作可能获取的收入即机会成本，再与接受高等教育后的收益相比较，许多人只能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他们若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挣钱并储蓄，丝毫不逊于受教育后的收入。这也就是许多青少年在小学、中学毕业就进入社会工作的原因。所以，如何克服高利率对教育投资的消极影响，如何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人才的需求从而适当拉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推进我国教育收费制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分析了上述三个因素，我们还得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教育的需求主体是青少年，而投资主体则是他们的父母。这就涉及到他们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投资回报的覆盖能力。在城市，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采取低工资政策，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职工的储蓄能力很低；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城市职工富起来了，但只限于传统体制外的行业。而体制内的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教育文化卫生等单位，仍处于低工资低收入水平。这部分人对教育的投资能力有多大令人关注。在农村，农民刚刚解决温饱，他们能够拿来用于教育投资的财力显然非常有限。 我国公众个人有限的投资教育支付能力使得占教育总成本比例并不高的教育收费负担显得非常沉重。根据对上海高校的测算，一个大学生本科四年，城镇家庭需负担8709元，农村家庭需负担14345元。 先撇开贫富不均不论，到1994年，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纯收入是1223元，城镇也才3179元。教育投资对任何一个家庭而言都不会是一个小数目。事实上，这种负担由于个人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对大多数人显得更为沉重。他们勤奋学习，能够跨过智力的门槛，但是也许他们难以跨过财力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