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苏联解体以后，后苏联空间出现了15个新生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自独立起就面临三项转型任务：进行国家建设、转向市场经济、融入国际社会。①其中，国家建设，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modern state-nation construction)成为其它两项有效进行的必要前提。②一个有效、运转良好的现代民族国家不仅能够使政府赢得合法性，形成“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也能够维护国内秩序安定、经济生活良好运行与各项改革和发展政策的执行。但是，这一政治工程对后苏联空间各国，特别对多民族国家并不容易。一些国家内部政治精英斗争激烈，经济改革难以取得成效，族群和部族(clan)冲突激烈，分离势力挑战中央政权。新型国家(new states)在国家建设领域面临大量的挑战和困难：在现代国家建设上难以维护主权的尊严，无法在国内实现合法性的暴力垄断；在民族国家建设上难以构建强有力的“公民认同感”，国内民众被区隔为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地区差异的认同边界之内。③ 在苏联解体后数十年间，围绕分离问题而爆发的冲突不计其数，一些地区转变为战争，较为著名的有：1988年酝酿至1992年爆发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1992年爆发的摩尔多瓦内战、2008年的八月战争、2013年乌克兰危机引起的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及乌克兰内战。相比之下，在另外一些国家，分离共同体的分离倾向最终得以化解。例如，俄罗斯通过两次车臣战争化解了车臣分离主义；格鲁吉亚顺利解决了境内阿扎尔人的分离问题。 为什么欧亚地区④一些国家的分离冲突容易升级为战争?同样存在分离问题的国家为什么有些分离问题能够顺利化解，而有些会爆发暴力冲突，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分离共同体从分离危机转向内战的机制是什么?本文尝试将分离冲突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着力于解释分离冲突爆发和演进的逻辑。本文力求揭示欧亚地区形形色色的分离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试图建立一种研究欧亚地区分离问题的分析框架。 二、有关分离冲突问题的文献综述 研究分离问题的文献浩如烟海，既有丰富的描述性研究，也有深入的解释性研究。就目前看来，学术界关于分离冲突爆发的动力与机制，主要有地域假说、不满假说、怨恨假说和外部支持假说四种解释路径。本文将对这四种解释路径分别作出评述。 地域假说将核心关注点放在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甚至战争的族群“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上。族群的地区集聚(regional concentration)被认为是族群冲突爆发的必要条件。托芙特(Monica Duffy Toft)认为，地域是族群认同的“家园感”的载体，族群领袖更容易在此发动族群动员，实施军事行动。⑤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地域与分离冲突相关性，即中心-边缘关系，距离政治中心的远近都能对分离冲突产生影响。⑥除了位置和距离远近外，地域的地位和状态也可发挥作用，促使族群或共同体产生分离运动。戈尔(Ted Robert Gurr)最早发现“失去自治”的族群将更加容易发生冲突。⑦另一部分学者研究族群多样性分布和分离地区少数族群人口数量对分离冲突的影响。族群的人口集中程度越高，动员就越容易；分离地区的族群多样性程度越低，那么越有可能产生分离诉求。 不满假说主要侧重于经济因素的解释。该假说认为，贪婪是分离诉求指斥的主观因素。究其原因是分离实体认为自身发展受到母国的剥削，欲求独立以获得更大的发展。⑧西方学者普遍共识是，族群间相对剥夺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和分离战争。⑨国家经济发展羸弱也是造成分离冲突的重要因素。穷国更容易发生分离战争。国家如果贫穷则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些失业人口很容易武装起来(叛乱的机会成本较低)，发动分离和叛乱。⑩另外，拥有自然资源的少数族群聚居地更容易爆发族群冲突。由于石油、钻石和毒品等自然资源具有很强的稀缺性，母国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与开发可能会产生环境、土地征用等问题，也可能会造成自然资源收入分配上不平等。这些因素会引起该地域族群或民众的不满引发分离冲突。(11)因此，学者们开出的药方是使当地居民受益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以达到发展的均衡。(12) 怨恨假说偏向于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分离主义。大多数学者使用制度进行分析。当前，对制度的研究集中于两个层面：一个是静态的制度分析，考察某些制度的特性是否促进分离；另一个是动态的制度演进考察，从国家治理层面论述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是否激化分离。 有关静态制度文献中，多数学者探讨了联邦制与分离主义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联邦制鼓励区域自治以代替分离运动，但会造成族群或分离实体掌握更多的权力资源，造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13)以苏联分离研究为重点，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苏联时期“联邦制度设计”来看苏联解体后的族群冲突和分离问题。例如，松里公孝(Kimitaka Matsuzato)使用的族群-区域联邦主义(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这种复合的概念作为分析单位，论述联邦制造成分离的“危害”(14)。联邦主义的预设是多民族国家实现中央和地方双重“主权”进行共管，克服族群、宗教等破碎化带来的可能冲突。(15)但族群与地域的结合却出现促成了政治民族主义的形成，引发分离问题。实证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在脆弱国家，联邦制更容易造成冲突和分离战乱。当前的非洲问题，苏丹、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种族清洗和分离悲剧大多都与“不稳定和易于叛乱”的联邦制度有关系。(16)克里米亚、南奥塞梯以及科索沃自治多年，最终还是没有达到和平共处的效果。布兰卡蒂(Dawn Brancati)和科内尔(Svante Cornell)直接指出，虽然去中心化在短期内消弭分离运动和族群冲突，但从长期来看会加快族际分裂，引爆分离冲突和战争。(17)另一个关注重心是民主制。多数学者认为，内战和冲突大多是民主转型的结果，从低层级向高层级转变的民主制度更容易爆发战争。(18)民主化一旦开启，未来的方向就不确定，政治秩序反而成为政治构建的难题(19)，甚至民主化还有可能带来国家和政体的崩溃。(20)脆弱国家往往降低分离和反叛的机会成本。(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