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8)01-0027-26 战争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常态”，关于战争及其原因的讨论贯穿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始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战争惨烈程度的恐怖性记忆以及战争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推动着冲突形态与战争模式的历史性变迁。约翰·穆勒(John Mueller)及马丁·格莱沃德(Martin V.Greveld)认为，随着核时代的到来与国家间战争成本的增加，导致国家间特别是大国之间战争的过时与最终消亡。①布鲁诺·泰尔特雷(Bruno Tertrais)指出，部分由于国家体系本质及国际秩序的变化，20世纪中后期总体战或常规的国家间战争逐渐减少。②的确，二战以来大国间鲜开战端，国际政治呈现出的主要是不对称战争、局部战争以及国内战争。其中，内战成为愈加普遍的战争形态。从“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的统计可看出，在1989-2008年间，全球总共发生128场冲突，其中只有8场是政府间的国际冲突，120场是发生在一国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内战或国内冲突掺杂着大国与邻国介入的背景。1946-2001年全球共有163场国内冲突，其中32场有外部国家参与其间。④ 内战外溢的重要表现是其演化为代理人战争，这在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频出，从冷战时期的希腊内战、老挝内战、黎巴嫩内战与尼加拉瓜内战，到冷战结束后的刚果(金)内战与波黑内战，再到当前的乌克兰内战与叙利亚内战。例如，在冷战时期发生的30场代理人战争中，其中由内战演化而来的有18场，所占比率为60%。⑤与此同时，有些内战并没有演化成代理人战争，比如冷战初期的中国内战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缅甸内战。始于1983年的斯里兰卡内战，尽管曾经有过印度泰米尔族经济及军事援助斯里兰卡反政府武装猛虎解放组织(LTTE)的经历，并没有走向代理人战争。⑥2002-2003年造成近5000人死亡的科特迪瓦内战也没有步入代理化。虽然1970-1975年的柬埔寨内战演化成中美苏越等国参与的代理人战争，1996-1998年的柬埔寨内战却没有代理化。那么为何一些内战最终演化成代理人战争，一些内战并没有被代理化?这其中的差异性与机理值得探讨。⑦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内战发生的原因，也并非一般代理人战争爆发的条件，而是解释内战为何会走向代理人战争这个国际关系现象。为解答这个问题，本文在考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把握与归纳，提出替代性解释。先是搭建出内战代理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可供检验的因果假设，构建具有通则意义的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的一般性机制，指出内战走向代理人战争是施动方干预意愿与代理方自主性这两个关键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最后选取安哥拉内战这个单一案例的内部变化进行比较验证。 二、文献回顾 内战与代理人战争是两类性质与指涉不同的战争类型，学界对于这两类战争尤其是前者的研究逐渐丰富，但对于内战与代理人战争之间逻辑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对于内战代理化问题的讨论尤其少。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内战与代理人战争关系的已有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内战行为体推动内战走向代理人战争 内战的爆发出于政权争夺、民族分离、经济纠纷或者意识形态歧异等，参与方之间博弈具有一定零和性，且政府与反叛组织在实力上存在着不对称性。⑧为此，战争行为体主动引入外部力量，加强己方实力以提高战争胜率，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施动—代理关系，从而使得内战走向代理人战争。比如，乌克兰政府积极呼吁西方国家介入其内战，就是考虑扩大自身权力，维护自身安全。⑨阿兰·米兰特(Allan R.Millete)研究了朝鲜战争，认为这场内战的主角是左翼与右翼的朝鲜人，其权力争端是内战走向大国代理化的关键起因。具体来说，朝鲜金日成政权认为可以依靠军事力量解决朝鲜半岛国家政权的统一，在内战中溃败的韩国李承晚政权借助美国的帮助反击，使得朝鲜寻求苏联与中国的庇护，最终演变成一场美苏间的代理人战争。⑩布伦丹·索泽尔(Brendan Sozer)的观点与此类似，指出国内军事组织的相对实力是代理关系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依靠外部支持者实现国内力量的均势甚至优势。他以黎巴嫩内战为例，指出长枪党武装、什叶派武装(以真主党为代表)等国内军事派别寻求以色列、叙利亚及伊朗等国的援助，以期在内战中获胜。(11)总之，现有研究把内战行为体寻求外部支持的目的归结为改变力量对比，目的是希望变更战争进程及控制战争结果。有研究指出，内战之所以导致国际冲突，是由于外部力量被引入，而内战行为体的动机是希望通过干预战略及外部化控制战争结果。(12) (二)外部干预者助推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 外部干预是内战代理化的重要动因，外部施动方在推动内战走向代理人战争方面作用显著。罗英杰指出，代理人战争是大国政治博弈的产物，大国的介入是推动代理人战争的最重要因素。(13)既有研究认为外部国家介入内战有两方面考量：一是机会主义窗口，即内战提供一种机会场合增进自己的利益，通过干预内战获取相应的物质与精神回报；二是风险规避意识，即干预内战旨在降低安全威胁及终止己方预期损失。外部国家基于机会主义收益寻找满足其需求的行为体并加以扶持与资助，从而互动成施动—代理关系。迪伦·鲍尔奇·林赛(Dylan Balch-Lindsay)等认为，内战为第三方提供追求其国家安全利益的机会窗口，或开发内战国家的自然资源，或通过支持内战一方弱化潜在的竞争对手。(14)外部行为体干预一国内战是寄希望于谋取物质利益及汲取经济资源，为此需找到合适的代理人并促成内战代理化。(15)纳达夫·萨夫兰(Nadav Safran)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60年代的也门内战，认为沙特阿拉伯与埃及的地区博弈对于这次战争的代理化有着特殊意义。在他看来，1962年开始的也门内战是沙特与埃及的意识形态对抗与权力政治竞争，沙特向也门王室军队提供各种经济与军事援助，埃及派兵援助也门共和政府，地区大国的战略博弈是这场代理人战争的主要动因。(16)当前伊朗与沙特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竞争也是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