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国高校向西南、西北及粤赣闽浙等省山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徙。高校内迁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恢复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推动落后地区教育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一、高校内迁，保存了中国教育文化的基本力量，支持了长期抗战。 抗战爆发后，日寇为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对我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摧残和破坏。顾毓毓说：“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目标”[①]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108所高校，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减少了17%，学生减少了50%；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达3360余万元。“此项教育机关，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②]。 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教育文化的命脉，坚持抗战，众多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搬迁。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1月被迫迁往昆明。师生分水陆两路出发。陆路由男生和部分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穿越丛山峻岭，行程3500里，耗时68天。当他们到达昆明时，闻一多的胡子有近尺长，曾昭伦满身长了虱子。其实，内迁中比这更为艰难的学校不在少数。浙江大学二年间被迫5次迁移，行经浙、赣、湘、桂、黔5省，行程5000余里。河南大学在1944年5月的迁移中遇敌，10余人丧生，20多人被俘。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在1938年迁至桂林时遇日机轰炸，全部仪器、行李被毁。由于战局动荡不定，许多高校一迁再迁，据不完全统计，迁校3次以上的约19所，其中4次的有唐山土木工程学院、私立东吴大学、私立之江大学等8所，5次的有浙江大学、私立铭贤学院2所，6次的有河南大学、江西省立医专等3所，7次的有中山大学、山西大学等5所，广东文理学院高达8次。据统计，在抗战期间，因战争影响而迁移的高校约106所（含抗战以后新建的学校），搬迁次数共计300余次[③]。 经过广大师生的努力，一所所高校终于迁移到较为安全的内地，大批珍贵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免遭劫难，如浙大内迁时将极珍贵的218箱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全带出。学校迁到内地者，大都恢复上课，“据教育部统计，……战事后迁入后方复课者七十七校。[④]” 二、内迁高校的广大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以各种形式从事抗日 救亡活动。 抗战期间，国统区青年掀起了“百万从军”活动，其中许多人是内迁学校的学生。1943年12月，在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发起了志愿从军运动，引发了当地学生的从军热。不少高校师生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如中山大学许多师生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纵队，浙江大学许多学生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浙闽赣抗日武装斗争。复旦大学、西北工学院等校师生纷纷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河南大学的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1937年冬，河大举办了抗日游击战术训练班，范文澜、嵇文甫等教授担任教员，许多学生参加了训练。在南召县，在中共号召下，以河大同学为基本力量组成了抗日自卫战时服务团。1938年初夏，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团，后来大部分团员参加了抗日武装。南召县的李青店，因此被人们称为“小延安”。 内迁学校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以各种形式为抗战服务。各医学院 或大学的医学院系为救护伤病员、培训战争急需的医药和护理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河南大学抗战后奉命承办重伤医院。台儿庄战役时，医学院组织救护队为伤员送水、换药，抢救伤员1.8万余次；后随军入湖南，收容伤员500余人[⑤]。苏州医学院医科将医院设备、器材、药品等运至扬州，组成第七重伤医院，随军转移到湘西，救护了大量伤员。江西省立医专为解决战时急需的医疗和护理人员，增设了高级药剂职业科，开办了战时救护训练班、护产助理员训练班，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空军援华作战，需要大量译员。于是西南联大外语系开办了培训班，许多外语系学生受训后担任了译员工作。内迁后的国立艺专和私立上海美专一改以往忽视社会生活、轻视乡土文化的倾向，以艺术为武器，进行义展、义卖、义演等抗日救亡活动。 广大在校师生则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日军进犯赣东，中正大学成立了以校长胡先骕为名誉团长，目录学家姚名达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慰问前线将士，救护伤员。服务团后不幸与敌遭遇，姚名达和一名团员牺牲。中山大学在云南徵江期间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形式多样。徵江地处边陲，消息闭塞，于是中大在县府门口的空房里设立了书报室，让民众阅览抗日快报；在街头和校门口开办宣传栏，以诗歌、漫画、杂文等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学生们还组织许多进步社团，如民风剧团、粤声音乐社、青年生活社等，深入村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时间，徵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新气象。河南大学学生自编了《抗日三字经》，深入农村，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民做抗日宣传，召集他们学唱抗日救亡歌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