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2-0005-07 “Faktum der Vernunft”(理性的事实)概念是康德实践哲学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它是构成自由、上帝、灵魂不朽等理念的实在性与规范性的重要根据。本文将在前三部分依次就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和根据进行讨论。 就这一概念的内涵而言，国际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它解释为“理性的事实”，另一种则解释为“理性的行动”。前一种解释又分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解释较常见，把这种事实解释为确定无疑的事实；另一种类型的解释则基于道德与法律的类比，认为这种事实是能够支持某种对权利的要求、但又不足以确证权利的事实。笔者试图对第一种解释的第一种类型进行辩护。 就“理性的事实”这一概念的外延而言，既可以指道德法则，又可以指对道德法则的意识。道德法则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最高原则，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道德法则构成了自由得以确证的根据，由此，纯粹理性体系的大厦得以确立。 就“理性的事实”的根据而言，康德并不认为它是完全无根据的。由于康德断言，道德法则作为理性的事实是不可证明的，许多著名研究者据此批评康德的道德哲学退回到了独断论，其批判哲学在根本上并无批判性。笔者试图回应这种批评，认为道德法则理论的实在性是不可证明的，它在实践上的实在性是可以证明的，康德提供了这种证明。 一、“理性的事实”的内涵 就其内涵而言，“Faktum der Vernunft”是理性的事实与理性的行为的统一，但它主要是指理性的确然无疑、不可否定的事实，却又是通过理性的行为而建构的事实。在这种意义上，“Faktum”兼有行为和事实这两种不同的含义。 笔者认为，“Faktum der Vernunft”的“Faktum”主要指一种事实，但这里的事实并不是与行为无关的事实，而恰恰是作为行为结果的事实。 第一，根据词源学的考察，“Faktum”兼有行为和事实这两种不同的意义。根据邓晓芒教授的解释：“康德所用的‘事实’(Faktum)一词，来自拉丁文Factum(行为、行动；事业、成就)，其词根为动词facio(做，作，完成、实现)。”[1]19在康德所处的时代，“factum”既可以表示行为(That)，又可以表示事实(Thatsache)。而根据康德对“Faktum”的解释，确实它也兼有事实与行为这两种含义，但以事实这一含义为主①。因为，康德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作了明确的说明：在解释“Faktum der Vernunft”为何是一个“Faktum”时，他明确指出，这是因为道德法则的意识是一种强加于我们的事实，道德法则是被给予我们的事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基本法则的意识称之为理性的一个事实，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能从先行的理性资料中，例如从自由意识中(因为这个意识不是预先给予我们的)推想出这一法则来，而是由于它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而强加于我们，这个命题不是建立在任何直观、不论是纯粹直观还是经验性直观之上……然而我们为了把这一法则准确无误地看作被给予的，就必须十分注意一点：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2]41我们对康德这个术语的解释就应当遵循康德自己对于该术语的解释。康德认为，在理论上，我们能够独立于一切的经验性因素而根据道德法则行动，这是不可论证的。这就是说，道德法则的理论的实在性是不可论证的，不能被任何来自理性或感性的证据所确证。例如，它不能从对自由或上帝的意识中被确证。道德法则理论上的实在性是无法被论证的，但它有着显而易见的合理性，“本身不需要任何辩护理由”，仍然构成了确定无疑的先天综合判断[2]63。在这种意义上，道德法则只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如此明显，以至于即使普通人类理性也能明显地意识到，我们对道德法则本身有一种独立于感性欲求的关切，理性的道德法则在实践上具有现实的影响，但我们不知道这种道德法则在理论上是如何可能的。 然而，理性的事实并不是与行为无关的事实，而恰恰是作为行为结果的事实。因此，这里的“Faktum”也兼有行为的意思。康德强调，道德法则并非我们被动接受的事实，我们不可认为，我们被动地受到道德法则的约束，而应该把自身看作道德法则的设立者和道德要求的来源，“然而我们为了把这一法则准确无误地看作被给予的，就必须十分注意一点：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立法的(sic volo,sic jubeo[我如何想，便如何吩咐])”[2]41。 道德法则是理性的活动所设立的，道德法则又是被直接给予我们的事实，这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法则是理性本性的必然结果，它是理性必然根据其本性而先验地设立的，它植根于我们的本性，而必然在实践中被我们(清晰或模糊地)意识到。基于这种意识的必然性，对于经验性的个体而言，道德法则又是直接被给予我们的，其规范性是不可否认的。它不是某种被经验性地设立、可被经验性因素所否决的原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人有本体界的意志自由，那么，我们在本体界超经验地设立道德法则，这种原则的作用贯穿于各种经验性的实践活动中，对于经验性的人来说，道德法则就是先天地被给予的。而无论一个人有没有明确意识到理性的这种必然要求，是否清晰意识到道德法则的抽象形式，道德法则都起着规范性的约束作用。 第二，“Faktum der Vernunft”的“Faktum”主要不是指行动，而是指作为理性的行为之结果的事实。 马尔库斯·维拉夏克(Marcus Willaschek)、斯蒂芬·恩斯托姆(Stephen Engstrom)、保罗·弗兰克(Paul Frank)等人认为，“Faktum der Vernunft”的“Faktum”指的是行为，而不是事实。如彭文本教授所说，马尔库斯·维拉夏克的解释最有力的根据在于，康德在一处文本中，把“Faktum der Vernunft”中的“Faktum”等同于道德的意志决定[3]58。康德说：“一个纯粹意志的客观实在性，或者这也是一样，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在先天的道德法则中仿佛是通过一个事实(Faktum)而被给予的；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来称呼一个不可避免的意志规定(Willenbestimmung)，哪怕这个规定并不是立足于经验性的原则上的。”[2]74而且，“Faktum der Vernunft”确实不是与行为无关的某种现成的事实，而是基于理性的行为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