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3.91 公元1351年，彼特拉克在写给奥古斯丁修会的圣塞波尔克罗(San Sepolcro)的信中，谈到了十五年前他和他的兄弟一起登上旺图山(Mont Ventoux)的那次“探险”之旅。时至今日，这次登山的真实性已不可考①，但《登旺图山》这封书信却被学界普遍看重，成为研究彼特拉克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入手点。一般认为，这封书信揭示了彼特拉克如何在精神的困顿中，通过奥古斯丁式的“内在转向”，先从有形事物转向心灵(mens，即内在自我)，再由心灵逐渐上升至上帝的心路历程。有关这次转向的动机，学界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登旺图山》所叙述的时间段开始，彼特拉克放弃了此前对于古典美德的单一强调，将更多的心力转向了对上帝和基督教信仰的关切。 然而，令人有些诧异的是，在稍后写就的《秘密》(Secretum)②一书中，彼特拉克似乎偏离了他此前的路线。在这本宣称致力于“自我审视”的著作中，彼特拉克大谈特谈人的必死和罪性，对上帝和恩典的作用谈得少之又少。整部《秘密》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对于人的悲苦处境，连全能的上帝也无能为力。这是否意味着，在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的眼中，上帝变得无足轻重了?倘若情形果真如此，《登旺图山》所开启的“内在转向”之路对彼特拉克来说又有何意义?种种疑问，促使笔者更为仔细地检讨《秘密》的文本，以及它与《登旺图山》之间的思想关联。 一、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教导 《秘密》具有典型的“劝慰体(Consolatio)”风格。③后者出自古代晚期特别是斯多亚派的劝慰文学，经波埃修的《论哲学的劝慰》(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流传到彼特拉克的时代。在斯多亚派那里，“劝慰体”通常指一个人通过书信和演讲的方式，安慰另一个受伤的人；受波埃修的影响，彼特拉克有意仿照斯多亚派，将整部作品写成一篇对话，由一个有学问的圣徒安慰一个受伤的普通人。对他来说，这个受伤的普通人就是自己的化身——弗朗切斯科(Francesco)；而那位圣徒，和他在《登旺图山》中求助的圣徒一模一样，是他最为敬仰的奥古斯丁。 作为“真理女神”亲自安排的教导者，奥古斯丁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与弗朗切斯科对谈，治疗后者的心病。事实上，在接下来三天的对谈中(对应《秘密》的三卷)，作为一个“和他一样必死的人”，奥古斯丁也的确认认真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在卷一中，奥古斯丁花了大量的笔墨向弗朗切斯科证明，人只有凭借德性才能获得幸福；而人是否能够追求德性，从根本上取决于他的意志是否自愿。然而，正如奥古斯丁在皈依前深受“双重意志”的困扰，弗朗切斯科同样发现，对世俗幸福的追求总是阻碍着人们对至善幸福的追求。面对弗朗切斯科的犹豫不决，奥古斯丁祭出最后一道杀手锏：“沉思死亡”。奥古斯丁强调，他所言的“沉思”不是一般意义上将死亡当作对象而进行的日常思考，而是一种对死亡痛彻肺腑的切身感受，一种“扎入感(satis alte descendere)”。只有对死亡产生深切的“扎入感”，人才会对上帝产生虔诚的向往。果然，在听完奥古斯丁的这段教导后，弗朗切斯科罕见地开始了祈祷。 在卷二中，面对弗朗切斯科在“肉欲罪”中的挣扎，奥古斯丁又一次强调：对于心灵的罪，人类无能为力，只能诉诸上帝的恩典。他说：“(弗朗切斯科问)还有什么来自人类的帮助对我有效?(奥古斯丁答)没有，但还有无限的帮助来自于上帝，因为没有人能匹配纯洁，除非主的恩赐。但首先，你需谦卑地、甚至时常带着眼泪向他请求这份礼物，而他万不会拒绝一个正确适当的所求。”④和弗朗切斯科不同，奥古斯丁坚持把上帝的恩典当作解决人类困境的根本出路。 在卷三中，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立场体现得更加明显。在他看来，弗朗切斯科之所以深陷“爱情(amor)”和“荣耀(gloria)”的锁链而无法自拔，根本原因就在于所爱的对象是错误的。诚然，奥古斯丁也认为“由于我们对这造物主的爱，所以我们应当爱每一个受造物”；但弗朗切斯科的问题在于，他“已经被一个受造物的魅力俘获，并不再像他应该的那样去爱造物主”。⑤众所周知，奥古斯丁区分了“安享(frui)”和“使用(uti)”。前者的对象是上帝，后者的对象是尘世事物，两者判然有别。⑥在奥古斯丁看来，弗朗切斯科的错误在于，将“利用”的对象当作“安享”的对象来看待，从而颠倒了爱的秩序。他极力敦促弗朗切斯科放弃尘世事物，回到对上帝的爱中来。 通过上述简单梳理，我们发现，上帝并未从彼特拉克的世界中消失。虽然弗朗切斯科在谈话中很少提及上帝，他的教导者奥古斯丁却频繁地提及上帝，并将它作为最高的原则和对象来看待。和弗朗切斯科一样，奥古斯丁同为彼特拉克设计的对话者，因此本质上构成了彼特拉克自我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基督教教导至少表明：和《登旺图山》一样，彼特拉克本人并未放弃基督教，更无意彻底否定上帝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那么我们能否说，彼特拉克和奥古斯丁一样，仍然虔诚地相信上帝呢?答案是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