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哲学并不黑暗，然而，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却长期处于黑暗之中，被无知和偏见的迷雾笼罩，以至于“黑暗的中世纪”这一文艺复兴人文学者向壁虚构的迷思长久左右着人们对这段时期哲学工作的想象。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已有长足进展，但在部分地驱散黑暗迷雾的同时，又不断地引入新的误读、曲解甚至新的迷思。其中，哲学史家本人的思想立场，尤其是他们的现实哲学关怀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中世纪哲学的历史叙述。他们往往不加反思地将自己对哲学的先行理解投射到历史之中，忽视中世纪历史语境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批判性地考察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编纂的历史，无疑有助于更加审慎同时也更加开放地构建我们汉语学界自己的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 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中世纪哲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建构的关系，需要在进入上述历史考察前略作澄清。在未经反思的意义上，“我们”首先指的是现代人，尤其是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当代中世纪哲学专业研究者。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现代或当下本身是一个随着历史演进而不断变化的概念，甚至14世纪的中世纪学者也会将他们同代人的唯名论主张称为“现代路线”。自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就常常被视为现代的历史参照物，而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就专指中世纪以后的时代。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也可以泛指这一时期的中世纪哲学史家。这一通常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常识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却有深刻的理论影响，决定了中世纪哲学史方法论反思必须面对的基本难题。 首先，我们只能谈论我们或者说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研究者的中世纪哲学，而无法谈论中世纪人自己的中世纪哲学。这并非某种历史相对主义的断言，认为对历史文本的解释只是历史学家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由“中世纪”这一历史概念本身的历史所决定的。“中世纪”字面义为“中间的时代”，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时代错乱的概念。中世纪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中间的时代，介于古代和现代之间。最早将中世纪作为历史概念使用的是15世纪中叶的意大利人文学者，如莱昂纳多·布鲁尼和弗拉维奥·比翁多。后者在《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诸历史时期》一书中，用中世纪来指410年哥特人洗劫罗马之后，到1442年意大利城市复兴之间的历史。①与此同时，整个人类文明史被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不同时期，而现代往往被看作是漫长的黑暗时代之后古代文明的复兴。 严格来说，只有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中世纪的人才生活在中间的时代。“中世纪”这个概念，从它诞生的第一刻起，就同我们对于自己作为现代人的身份认同紧密相关。中世纪首先在15世纪人文主义者对现代生活的想象中被构造出来，一切被视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要素都被归之于这个时代。他们所提出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历史分期已经预先断定在中世纪和现代生活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历史断裂。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中世纪首先被看作一个截然相异的他者。中世纪哲学仿佛远古的废墟遗址，早已从我们的思想生活中退场。 然而，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言，“现代历史学家能够研究中世纪，能够以他实际应用的方式研究中世纪，原因仅在于它没有死去。”②我们只能研究仍然活着的过去，即只有当我们作为现代研究者仍然可以像中世纪的人那样进行思考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在笔者看来，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向我们暗示了我们和中世纪哲学的另一层关联：只要我们承认中世纪哲学能够被合法地谈论，我们同时也就承认了中世纪哲学并未湮灭，而是仍然构成我们理性思考的一种可能。换句话说，中世纪哲学并非绝对的他者，它同时也可以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无论是作为现代研究者的“我们”的身份认同，还是“现代性”本身的实质内涵，都是面向未来开放的概念，都需要在我们有意识的思想活动中实现，而哲学史研究本身理当成为这种创造性活动的一部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现代人的我们。 回到文艺复兴以来有关中世纪哲学的书写，我们将着重考察哲学史家作为现代人的身份认同和他们的哲学史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哲学史家如何将他们对现代哲学的想象投射到对历史的读解中，另一方面是不断转换的书写范式如何构建着“我们”对现代性的想象。这既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中世纪哲学曾经的污名由来，也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仍然在当下保持活力的中世纪遗产。限于篇幅，笔者将集中关注哲学史家对中世纪哲学的整体理解，而很少涉及他们对具体人物、思潮和学说的理解。本文也只能提到历史长河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或著作，相对突出这段漫长历史的一头和一尾，即康德以前的哲学通史写作和晚近三十年的中世纪哲学专门研究。前者涉及一段被学术界忽视和遗忘的早期哲学史书写的历史。被我们忽略的不仅是他们曾有的洞见，同时还有他们的失败和迷思本应教给我们的教训。后者则是仍在发生中的历史，其中有些研究趋势潜藏着重蹈早期哲学史书写覆辙的危险。 关于中世纪哲学的史学史考察，尤其是针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但并未充分关注哲学史家的身份认同所带来的影响，也缺少如此长时段的综述性研究，因此未能注意到晚近兴起的哲学史写作尤其是德利贝拉(Alain de Libera)所主张的“哲学考古学”同早期哲学史写作在方法论上的历史延续。③ 一、早期哲学通史：人文主义者的迷思 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加林(E.Garin)所见，中世纪的人无意于历史地讲述前人的哲学思考，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则热衷于让沉默已久的古代世界重新发声。哲学史，尤其是古代哲学史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人文主义者致力于让古典世界获得新生的结果。④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家很少专门关注中世纪哲学，更无深入的研究，散见于通史中的论述通常只是映照出他们从不同视角力图斩断中世纪传统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