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量规划到存量更新：居住性优秀历史建筑的重生 ——以武汉福忠里为例 曹志刚、汪敏、段翔（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名城》，2018.1.81～89 城市规划作为城市空间生产的一种重要制度工具，以增量建设为主。大量新增的城市空间实现了资本增值和财富分配，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快速发展。增量规划在满足了城市化进程对空间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土地资源浪费、产业链低端、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滋生了居住空间极化、新城市贫困、城市暴力拆迁、传统文化断裂等一系列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存量规划不以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和空间拓展为基础，主要通过存量用地的盘活、优化、挖掘、提升来实现城市发展。然而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空间的需求日益迫切，对城市存量用地的改造存在“建设性破坏”和“破坏性建设”并存的现象。存量更新不同于传统城市更新的大拆大建，它要求慎用“手术刀式”，导“针灸式”的更新。除此之外，存量规划不以单纯的空间形态为设计重点，其重点是处理复杂的既存利益格局调整问题，关注人口结构的规划、基础设施的配套、经济形态的调整和环境的保护等等。 从长远来看，存量更新指导思维下的社区重生不是急于求成的结果，而是不断微更新的过程。课题组基于存量更新的指导理念，兼顾居民利益、城市文脉、社会关系、产业创新等多重因素，结合深度访谈和实地调研的经验材料，对福忠里的社区更新提出三个规划原则和两个重点的改造关注。三个原则：满足社会需求；恢复社会记忆；还原社会生态。两个重点的改造关注：空间结构的重生和社会空间崛起。 改造物理空间。物理空间改造主要是针对空间形态和功能的逐步更新改造。在建筑空间格局和建筑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对建筑的空间功能、基础设施、外观特征及内部空间格局与环境的进行规划与更新。首先是拆除与建筑整体形象不符的乱搭乱建的空间，还原建筑本身的形态。其次是对墙头堡、天井、堂屋、防空洞等可观赏价值较大的建筑进行修复。在此基础上增加公共卫生间、公共澡堂、社区阅览室、棋牌室、健身室等场地，以满足居民的公共活动需求。精神空间重塑。对社区精神空间的生产，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向空间中内不断注入文化内容的过程。 公祭与私祭相交流的当代中国闵姓氏族祭仪 杜靖、邢光太、周琳（青岛大学）/《地方文化研究》，2017.3.70～88 公祭不同于闵氏族人在村落家庙中进行的私祭或家祭。从各自对闵子骞所采取的称谓差异就可以看出来。公祭棚中使用“先贤”称谓，而大闵村笃圣殿中则称闵子为“先祖”。公祭祭祀的是超脱于闵子这个独立个体之外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公祭不同于私祭之单纯的祭拜祖先，而是要祭祀闵子身上所传承下来的某种精神和内涵，是整个社会所需要弘扬和笃信的东西，只不过，在此假托于闵子这一有形个体。在公祭看来，闵子并非单个的人，而是某种象征性符号，并且这种符号恰好合于自己的社会发展理念。从社会治理角度考虑，公祭活动承认闵子的孝道伦理价值会得到地方望族即闵子后裔世系群的拥护，甚至孔子后裔及其弟子后裔为主体的整个儒家群体的拥护。无论传统还是现代中国，一旦受到儒家社群的拥护，也便获得了广大社会群体的拥护。在鱼台境内，闵氏宗族对地方社会秩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政府期望闵氏宗族配合工作，协助维持一方社会运转。当然，还有经济效益之考量。鱼台县想把传统文化资源转变成经济资源，即通过建设孝贤广场来带动县经济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建设。私祭是在闵姓氏族内部进行的，因而我们能够在这里观察到当代宗姓人口内部的某些运作情形。据学术界已有的宗族定义看，这次聚会和联谊的闵姓人口并非是一个宗族或国际人类学界定义的世系群。但实际上在村落的祭祀中仍可见出一些“公”的因素。第一，政府派遣专门治安人员进村维持秩序，以防突发性公共事件出现。第二，尽管闵新军是闵氏族人，但他以鱼台县张黄镇大闵村领导身份出席仪式。仪式开始鸣炮奏乐之后，他是第一个登上祭台讲话的人，之后才是族人们的一个个登场。闵新军的出场表明：民间仪式也是由村领导揭幕的，之后才交由大众去尽情“表演”。我们看到，按照大闵世系群的最初设计，这场闵子祭仪完全应该是一场民间行为，但后来被政府引导，演绎成了公祭与私祭相结合的祭祀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