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为帝国都城之后，自辽金到明清时期，其作为帝都的文化形象一直深入人心。到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转而以文化古都的形象示人。1946年秋，沈从文回到阔别了九年的北平，他提到在南方时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此后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业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①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日本侵华、北平沦陷直至新中国成立，民国文人对北京有着复杂的感情，他们也不断书写着各自对北京的理解。② 新中国定都北京之后，北京的政治地位再次凸显，“新北京”很快成为文学界一个重要的叙事对象。据张鸿声先生的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歌颂“新北京”的文学作品，在国庆十周年前后达到高潮。诸如诗集《北京的声音》《北京的歌》《北京的早晨》，小说集《北京短篇小说选》，戏剧集《北京短剧选》等多达数十种，这还不包括老舍等专门书写北京的作家的作品。从文学形式上看，诗歌最多，其次是散文、戏剧，少有长篇叙事。从数量上看，已经是除上海之外城市题材文学最多的地区了。③“新北京”形象的塑造与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互相呼应，一定程度上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因此，“新北京”的文化形象及其具体实践成为我们理解1950年代北京城市变迁的重要切入口。近年来，当代史与城市史学界开始关注1950年代的城市史及其社会历史、思想史的意义，为我们展现出当代城市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④ 本文则以两本描述“新北京”的散文集为中心，⑤透过其中反映的城市空间改造与新景观的出现、大量市政建设的开展以及社会关系与个人身份感觉的变化等问题加以分析，据此阐释“新北京”文学叙事的逻辑及其对“新北京”形象的建构方式。 一 新北京：城市空间改造与景观再造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1军第121师部队从西直门开进北平城。这宣告着中共对北京接管与改造的开始。北平改为北京，并不仅仅是名称的简单变化，而且是意味着全新制度变革与社会改造的开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将国家“建设”的问题凸显出来。正如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称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⑥北京作为首都，自然成为建设新世界的首要任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古今中外的各类政权往往都利用城市空间的规划与改造来展示其威望与权力，典型的如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对巴黎的城市改造，圆形露天剧场被开放式广场所取代，象征人人平等的观念；苏联对莫斯科的改造，红场及其塔楼顶端的红星标志、伟人雕像等，预示着新时代的来临。新中国成立之后类似“十大建筑”⑦之类的地标建筑的兴起，正是“空间政治”的具体体现。⑧ 1949年后，中共的权力核心从河北的西柏坡移进中南海，象征着这个中心的是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因此成为建设“新北京”最重要的政治工程。在《我热爱新北京》一书中，方明的《节日的晚上》(1952)一文描绘的就是天安门广场的节日盛景。“人们望着天安门，天安门的红灯照亮了人们的心。”全国各族人民载歌载舞，“他们把这种幸福带到了落着雨的天安门广场”，这种幸福又随着解放军与志愿军同志们的到来达到高潮，“千百万颗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心，就是千百万条射到北京来的光芒”，巨幅毛主席画像、五角星礼花的绽放，更使得天安门广场成为这种光芒的汇聚点。最后还有苏联朋友、法国诗人的出场，于是天安门又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大舞台。⑨曹禺在《北京——昨日和今天》一文中也说：“在天安门前太阳光下，经常可以听见世界各国的语言，经常可以看见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的人们。他们是从北方的瑞典到南方的印度尼西亚，从东边的印度到隔着一层太平洋的南美洲的朋友们。”⑩可见，天安门广场的象征色彩很快成为“新北京”文学诠释的重要对象。 除天安门广场之外，很多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放也成为作家们叙事与抒情的对象。典型的如秦牧《社稷坛抒情》，他由社稷坛联想到古代思想家屈原的《天问》、古代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力，进而感慨“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民是几千年历史中第一次真正挣脱了枷锁，逐渐离开了鬼神天命的农民，我们仿佛又走出了黑暗的历史的隧洞……”从社稷坛的五色土联想到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来之不易。(11)沈从文的《春游颐和园》，首先介绍西郊园林的历史，然后再将新中国成立后的颐和园与其历史加以对比。颐和园修成后“只算帝王一家人私有”，直到北京解放，“这座大花园才成为人民的公共财产”，颐和园的游人数字也从1949年的二十六万六千八百多增至1955年的一百七十八万七千多。“二十年前游颐和园的人，常常觉得园里太大太空阔，其实只是能够玩的人太少，所以到处总是显得空空的。”春天里，除了成千上万的游人，“满园子里各处都可见到红领巾，各处都可听到建设祖国接班人的健康快乐的笑语和歌声”。(12)此时的颐和园，真正成为人民的公园。连旧京文人经常驻足的北海，此时也与北京的社会主义建设融为一体。王青的《北海的七月之夜》更描绘了一幅北京人安详、闲适的生活画卷。同时，北海“变化着，发展着，生活在人们的生活里，和整个京城的建设通着呼吸”。(13)由此观之，社稷坛、颐和园与北海本来是清代与民国重要的政治与文化空间，而在新中国的语境下，“新北京”的文学论述必须赋予这些空间以新的时代意义，从而利用这些传统建筑与园林完成社会主义空间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