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以来，发达经济体在完成城市化后，相继进入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化重心转向郊区，郊区人口和就业岗位增加，而中心城市人口数量减少、经济地位下降。为此，许多国家采取从内城改造到降低税率等多种措施刺激中心城市发展，但成效甚微。80年代中期以后，中心城市呈现复苏势头并在90年代后更为明显，同时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导，而郊区则成为制造业和零售业中心。中心城市的转型与复兴具有世界性意义，在发达经济体已十分明显，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 对过去进行发掘、重构和反思，以观察其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历史学的基本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70年代后，去工业化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现象，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日益强化。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曾经的制造业城市面临着制造业外迁、就业岗位减少、人口下降的挑战。在美国，经济萧条与种族冲突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城市危机”在70年代到达顶峰；西欧城市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重创，普遍在二战后进行重建，但去工业化现象也已出现；①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后也遭遇制造业外迁的压力。另一方面，城市化转型即大都市区化首先在发达经济体，继而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功能和地位互有置换，从分离走向统一，形成新的地域实体。在去工业化引起的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即后工业化，和大都市区化引起的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即中心城市—郊区重新定位的共同推动下，80年代中期以来，中心城市的功能和角色均有所变化，从制造业中心和人口重心向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文化中心转型，尤其但不限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全球城市；近年来，中心城市的转型复兴更已成为世界性现象。同时，中心城市转型也引起阶层分化、社会排斥等新问题和新挑战，城市对此采取的措施也日渐明显。因此，对全球化时代中心城市的转型、复兴与调适进行研究，条件已经成熟，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把握不同等级的城市发展脉络、协调特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关系、推进城市群协同治理是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梳理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主要城市的发展脉络、理解其衰落与复兴的动力机制、洞悉其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基本概念与研究状况 “中心城市”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它并非一种城市类型，也不仅仅是具备中心性特征的某些大城市。一方面，“中心城市”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随着20世纪以来人口和经济活动大量迁往郊区，原本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发挥重要影响而现已衰败的城市逐渐被称为“中心城市”；另一方面，“中心城市”是与“郊区”相对的概念，用以指称在区域内发挥中心作用的城市。这看似矛盾的定义说明，中心城市虽经历衰败，但却仍然保持着一定地位，其角色与功能不容忽视。早在1910年，美国预算总署在定义大都市区时将大都市区中10万及以上人口的城市称为中心城市；1959年，将中心城市的人口标准下降到5万，此后又有多次调整；2000年，美国管理与预算总署提出了“核心基础统计区”这一新概念，即人口在1万及以上的城市核心区和与之有较高社会经济整合度的周边地区组成的地域实体，其中最大的城市和符合以下标准的建制城市均可被视为“中心城市”或“主干城市”：至少拥有25万人口或10万就业人口，5万—25万人口、就业机会超过实际就业数量的城市，1万—5万人口、相当于第一大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就业机会超过实际就业数量的城市；其周边地区(包括城市)被视作“郊区”；因此“中心城市”是这一地域实体内的一个或多个中心，“郊区”也并非乡村地区，而是与“中心城市”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域。这种由中心城市与郊区组成的地域实体并非美国的独特现象，欧洲和日本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出现类似现象。典型如荷兰兰斯塔德地区，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乌特勒支四大中心城市和百余个中小城市(郊区)组成。 中心城市的转型复兴自出现伊始就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发达经济体逐步走出经济危机，学术界开始摆脱对中心城市的悲观态度，以城市内部结构为基础进行研究，即以服务业在城市经济中比重的增加为出发点，探讨工业城市向后工业城市的转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复兴。一方面，有学者通过考察城市经济结构变迁探讨去工业化的影响；②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城市向后工业社会过渡进行个案研究。③其次，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深刻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将全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引发了以城市外部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即将城市置于城市体系或网络的框架内，结合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结构变迁分析和描述代表性城市的功能、地位与影响，其中尤以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研究最为典型。④约翰·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将世界城市体系作为由资本和基于资本的联系所创造的复杂等级结构，在横向上分为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在纵向上分为亚洲、西欧和美洲城市；随后，又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将地区经济与全球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作用。⑤萨斯基亚·萨森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力国际分工，将纽约、伦敦和东京定义为“全球城市”，即指挥和控制全球经济网络的新型城市，尤其突出金融业和服务业在其中的决定性地位。⑥上述研究凸显了少数大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结构变迁为观察中心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二战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城市化进入大都市区化的新阶段，中心城市与郊区重新定位，功能互有置换；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依然存在，但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因此，在大都市区化背景下探讨中心城市的兴衰是第三个主要方向。⑦其中以彼得·霍尔和爱德华·索佳的研究最为典型。前者调查了西欧8个“巨型城市区域”的类型和动力机制，分析了核心与边缘的分工与互动；⑧后者以洛杉矶地区为个案，分析了从大规模郊区化到大规模区域城市化的转变，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存在多维互动，二者都面临集聚的向心力和弥散的离心力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⑨不过，此类研究更突出大都市区的整体竞争力，对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分析相对较少，也很少具体谈及中心城市的转型复苏。此外，也有学者关注绅士化、不平衡发展和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等中心城市的内部问题。现有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为本课题提供了良好条件。 尽管如此，美国学术界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从研究的方法看，大多将城市转型复兴简单地等同于经济结构转型与复兴而忽略了城市的其他面相，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变化；从研究的视角看，关注对象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少数几个全球顶级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从研究的范围看，尽管有研究者注意到转型复兴后的中心城市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但中心城市为应对挑战而采取的措施尚未引起重视。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城市规划学界在研究国外旧城改造时对此有所涉猎，经济学界在探讨二战后美国城市经济结构变迁时也曾谈及，但多为泛泛之论，广度、深度都有明显不足。与之相比，历史学界则注意到城市化转型这一新现象，追溯了二战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大都市区化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社会问题、郊区化、区域治理和空间结构变迁等角度开展研究。然而，在城市化转型的前提下对中心城市进行研究却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探讨多集中于对中心城市困境与危机的描述。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