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作为文化文本的“无名者”书写 1960年，《北京文艺》杂志刊载了一系列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妇女纷纷走出家庭，走入工厂，从家庭妇女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所涉及的作品主要有：丁力的《胡同口上挂红榜》(诗歌)、张佐德的《她又唱歌了》、黎先耀的《太阳从胡同里升起》、颜一烟的《皮尺车间访问记》以及费枝的《胡同里的笑声》和《“家”》。① 可以看到，上述这些作家和作品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中并未获得煊赫的名声，大多名不见经传，纵然偶有提及，也多是蜻蜓点水。在此意义上，他们是文学史上的“无名者”。作者费枝，在1960年代公开发表作品近20篇，②其中不乏发表在《人民文学》这样重要刊物上的作品，但他仍未能得到文学史的垂青。而费枝绝非个例，若翻开“十七年”诸种文学杂志的目录，便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真正占据当时文学场域大半江山的恰恰是这些“无名者”，他们却在后世的文学史中销声匿迹了。 文学史的“遗忘”实则表现出前后不同时期人们对于文学观念理解的差异。“十七年”期间，奉行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奠定的文艺发展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③为政治服务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内核。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中，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主要以“审美性”为依据。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写到，选择哪些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首先被考虑”。④文学观念在前后时期的差异，势必使那些曾经服务于“政治”的文学在“审美”的筛漏中变得寂寂无名。以“审美”为准绳建构的文学史往往以“遗忘”数量巨大的文本为代价。1950年代末，全国文艺刊物多达89种。洪子诚先生却仅以一句笔墨评价：“在文学被规定为有统一路线、规格的时期里，刊物数量虽多，却不能拥有鲜明的特色。”⑤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类被遗忘的文本就没有价值? “新文化史”的兴起，为研究这类文本打开了新的视域。相较于宏观的自上而下的“大历史”架构，新文化史更关注一种微观的“小历史”。换言之，新文化史将视野更多地投向了社会的下层，它是对“自下而上看的”社会史的发展，其中的“文化”二字在观念上还原了社会史中那些被数字化和计量化了的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⑥故而新文化史的研究者往往并不把多数人视为群体中的一部分，而是看作决不能消失在历史过程中，也不能消失在无名群体之中的各个人。⑦而上文所提及的“无名者”不正是新文化史所试图重新发现的那些被数字化、计量化的普通人吗?若站在非本质主义的立场看待文学，对这类“无名者”书写的研究，实际是悬搁某些文本作为文学经典的先在特权，而更广泛地涵盖文学和文化领域。 1958年《北京文艺》的“稿约”对来稿提出如下要求：“本刊欢迎具有民族风格、短小精悍、通俗易懂、适合工农群众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要能“积极配合当前政治任务，充分表现劳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反映伟大首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成就”。⑧在1960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指出：“现在，全国各城市正在大办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大办公共福利事业，大办公共食堂，广泛地组织居民的经济生活，把城市人民进一步地组织起来，并且使成千成万的城市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劳动。”⑨可见，《北京文艺》刊登的妇女解放故事，正是在积极配合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具体背景下出现的。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文学作品并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机械反映，而往往参与到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意义生产中。因此，妇女解放故事作为一种文化文本，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人们如何理解妇女解放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文本中，对妇女解放的书写与叙事空间场域的转换相伴始终。本文将以费枝《胡同里的笑声》和《“家”》为中心，试图揭示妇女解放与空间叙事间存在的交互关系：妇女解放如何借助空间叙事来实现?妇女的实践又如何生产着空间的意义?在这种叙事中，妇女解放表现出了怎样的困境?最后，通过对妇女解放文本的个案分析，我们能否归纳出一种较为一般性的叙事规律? 一 “改造”胡同：工厂的诞生 文本中，妇女解放的叙事多以北京旧城的胡同为场所展开。北京胡同，兴于元代，元代四合院比邻而建、平排铺就，其间形成的过道便是“胡同”，至今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胡同占地甚广，正所谓“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1949年以后，胡同仍是市民的主要居住空间之一。但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北京旧城(包括胡同)往往被视为落后的封建遗物。1958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指出，“旧北京是在封建时代建造起来的，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生产力的限制，而当时的建设方针又完全是服从于封建阶级的意志的。它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集体生活的需要”，所以在改建和扩建首都时，“必须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⑩由此可见，对旧城的改造首先是为了形塑新的意识形态。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指出，“如果革命没有生产出新的空间，这意味着革命尚未完成”，(11)因为空间会在既有的社会和生产模式中被社会化。一个正将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能接受非社会主义所生产的空间。若这样做，就如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只会将社会主义引向死路。(12)因此，社会主义政权显然不能接受“封建时代”的空间残余，胡同成了亟待改造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