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论及“天下观”时讲了三个维度，一个是地理的天下，其次是作为制度的天下，第三是天下作为文明遗产对于今日中国的意义。今天我们讨论天下情怀，那么，“天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天下”听起来像是乌托邦，也像是一个理想国，因为“天下”与今天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的观念与制度逻辑。但“天下”是不是只是一种怀古幽情呢?天下体系是否只是历史或古典哲学的研究对象呢? 笔者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为什么“不死”?从历史来看，与中华文明同样古老的文明很多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消失了，如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与今日埃及、伊拉克这些伊斯兰地区的文化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政治体的文化根基是文明，事实上，文明必须变成一种政治体和政治秩序才能得以延续。中华文明很早就变成一种普遍性政治秩序，而且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而从未中断，这就是“天下”。 特别是西方现代性兴起以后，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船坚炮利，更是彻底翻转了传统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从君权神授、君权天授转向了所有人的个体权利向国家的部分让渡，个体的社会权利成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为中国，当代中国与“天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的当代性”和“内含天下的中国”都有很深刻的意涵。很多人对赵汀阳有批评，认为天下观是早已过时的东西，讨论它在此刻还有什么意义?天下观能变成今天世界秩序的方案吗?或能以天下观治理今天的中国吗?这些疑问背后隐含着一些对“天下”论题的误读与误解，亟须澄清。 从历史上看，天下观不仅仅是一个文明政治实践的历史过程，也是文明政治体存续的结果，二者是个统一的整体。换句话说，若无天下观，东亚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文化体系——不只是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而且是包括日本、东南亚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儒家文明圈——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其实“儒家文明圈”这个说法本身并不准确，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内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到秦以后的独尊儒术，再到佛教进来，以道家的术语体系翻译佛经，儒释道混杂，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的变化。直到在西方冲击之下，民族主义思想进来，中华文明从古典的普世价值“沦落为”带有某种地方性、族群性色彩的“汉族文化”，文明流变的背后是人看待文明的观念变化的轨迹。所以今天我们批评“天下观”是迂腐之念，或者锁定一个特定的刻板的“天下”概念时，都可能是某种作茧自缚。我们更多需要讨论的是，天下是何时何地的“天下”，是哪个王朝、哪个社会为主体的“天下”?是作为政治哲学还是作为政治实践的“天下”?在这一点上，今人的思考与古人是不同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天下仅仅是“汉族”的吗?是先有天下还是先有“民族”呢?仅就历史上的统一王朝而论，唐朝是有鲜卑血统的太原李家统治的天下，元、清两季皆是非汉皇权君临天下。对于忽必烈、努尔哈赤、岳飞、史可法算不算中华民族英雄，我们有激烈争论，但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这些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才成为问题的?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用当下的观念去看所有的过去，以今人之心揣度古人之腹或者文明之腹。我们应时刻保持警惕，不要以这样的心态来衡量天下。“怀柔远人，教化普遍”这句话是康熙说的，今天有人说清朝并非中原王朝，而是内亚帝国，却忘了雍正虽自称为夷，乾隆却自视为夏。夷夏之辨“辨”的并非族群，而是文明教化。有清一季，非汉族群建立的政治秩序，仍然是天下的普遍性文明秩序。在这一点上，所有这些问题和论点的提出，都与今天这个民族主义肆意泛滥的时代，人们不断用民族主义视角看世界有关。于是，今天恰恰生产出来一个古代并不存在的天下问题，其实质是民族主义问题，而非天下问题。 一、为什么今天仍然需要讨论“天下”? 我们还原回来，看历史上存在的天下。今天讨论它有什么意义呢?今天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走向现代化，建设一个与世界兼容的现代中国。任剑涛先生也提到，古典文明构建天下体系不是依靠暴力。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政治秩序就是依靠暴力构建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征服的秩序。但仅仅依靠暴力征服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通常难以持久稳定，它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最典型的就是一神论宗教。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一神论宗教会在观念世界里生产出不可宽恕的异教徒，因此宗教战争难免。而在今日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系里，按照雅斯贝斯“轴心文明”的分类方法，只有一个文明体系具有真正的全面包容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天下体系”。中华文明在观念上不生产异教徒，在世界历史上，东亚大陆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的地域。 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首先是全球化的空前深入。当全球化进程深入到目前这个程度，“认同政治”正在全世界发生，地球村的各个角落都有“我们是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和生活方式使得时空重组，各种传统的价值观、情感和社会网络都遭到破坏，所有人都在焦虑地寻找社会认同。“天下观”式的文明资源正显示出一种深邃的启发性价值和可能性，或许能够对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提供帮助。 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正在同时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挑战是现代性不足，我们并没有真正变成一个现代国家，至少从法治、个体社会权利保障和成熟的市场分工体系及制度规则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另一个挑战恰是西方此刻也在面临的危机，民族国家体制的局限、政治秩序的溃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所以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过去那个差序格局的世界体系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是否能比以前变得相对均衡一些?面对各种新的世界性挑战，中国是否能为世界贡献些什么?是不是可以从中华文明的思想传统和历史实践中找到一些资源?而如果想找到这些资源，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褪去我们今天戴着的意识形态眼镜，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