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以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悲剧性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仅没能把文野之分划得更清楚，反而悲剧性地造成中西和古今之地域与空间文明的僵化对峙。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明碰撞结果。但历史无法从头再来。从1840年走到今天，中华文明终于可以理性地筹划自己的未来，重启中华文明当中确实可以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明精粹。 一个被动挨打的弱小文明和民族，常常是在舔舐自己的痛苦中努力争取崛起，这就注定其无法理性地筹划未来，或者挖掘传统文明当中有益于人类的积极因素。当中国终于告别了被动挨打的悲剧性处境，在物质实力上进入世界前列，因此具备条件去认真考虑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究竟要为整个人类承担些什么。尤其是在国人谈论“中国梦”的时候，执政党领导人指出“中国梦”与“美国梦”本质上的一致性，如何凸显人类共同的梦想，而由中华文明给出优化答案和领先智慧就变成关键问题。这正是讨论中华文明天下情怀的现实动力。 一、“天下”的三重蕴涵 在中华文明天下情怀重新回到现代现场之前，曾经的中西文明相遇，不是进取性的碰撞和升华，而变异成为中西文化的地域文明和文化对抗的悲剧结果。西方人在1500年以来呈现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中华文明长期发展所凸显的“古代天下体系”，两个关于人类社会整体筹划的方案处在鲜明对立的状态。廓清两个体系的真实内涵，就此显出其重要性。如在“中华文明再出发”大命题中讨论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需要厘清“天下体系”的三层含义。 “天下”，首先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地理性概念。在今天的分科学术里属于地理学考察的范围。这个地理范围，随着中国政权所达范围的扩大而具有明显的变化。现在申论“天下”，似乎不可能不重视这个含义，这是天下的物理对象所注定的事情。一般强调的天下“情怀”，属于天下之最高精神层面或价值层面的东西。在中间层，“天下”主要是指华族和周边民族的关联圈，这与中国古人立定的天下制度结构相关。在传统文化体系里就是周代的“五服制度”和后来的“朝贡体系”，这是由一系列制度建构起来的国家间机制。在今天平等的民族国家之林当中，试图重建一个由中国人绝对占优的世界，把其他文明和民族卷入中华民族的天下“漩流”，并认同中华文明古已铸就的天下体系，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天下“情怀”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亦属无疑。 对现代人类而言，无论是从全球性问题还是从全球性治理角度来讲，由于长期受民族国家思维的主宰，环宇之中，保有“天下一家”这样的价值情怀的国家不是太多。当然我们得承认并赞扬，一些西方国家保有这样的情怀。但近期欧洲人表现这种情怀时遭遇到中东移民的挑战，以至于给欧盟造成前行的巨大障碍。而今天西方阵营中的美国，特朗普显然秉承一种带有自闭性特征的保守主义传统。不过在美国文化或美利坚文明里，仍然无可怀疑地保有世界情怀、理想主义成分。美国历史明显短暂，如果我们把历史眼光拉长，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最为源远流长、最为值得重启。 三重因素催促我们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一方面是因为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已经变成关键问题，超越国家视野，确立全球眼光变得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中国自身遏止了近代以来的悲剧性命运，而对中西文明的碰撞产生新的认知，知晓必须超越中西文化的价值冲突和地域性对抗。中国现代文明走到了站在人类文明门槛面前或是迈进或是退守的关键地步。再者，中华文明在决断自己发展未来的当下，也到了需要重新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的关键时刻。 中华文明曾经拥有一个完整的天下体系，以地理奠基，以五服、朝贡制度保障，以天下情怀升华。相比而言，基于地域对“天下”概念的建构，既有继承，更有超越。很明显，中国古代对天下体系的建构，在地理因素上已经有了极大突破。古人常常认为中国就是中原，就是汉族的天下。在中国的边疆理念史上，人们长期认为中原的周边，都是蛮、夷、戎、狄，只有汉族人可称华族。这种地理概念逐渐扩大，中国对东亚甚至东南亚、中亚局部地区发生重大影响之后，地理意义上的“天下”概念，已经拓展出与其原始的地理含义迥然相异的意涵。但真正的结构性突破，则是由一个现代性事件所引发的，那就是1840年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天下”逐渐变成近代的“世界”、今天的“地球村”。 中国人的“天下”，在地理上是扩展性概念。但在近代的扩展过程中，出现不少笑谈。且不说现代中国早期的保守派，就说开明派，在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曾经闹出惊人笑话。在19世纪后半叶，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行者、现代文化的开拓者，譬如编辑《海国图志》的魏源，想当然地把西方人，甚至接近西方人的中国人，都视为怪物。“天下”概念的地理拓展，随着近代的“地理大发现”而骤然变化，当时国人的认知出现这样的笑话，不足为奇。今天我们离魏源那个时代过去了近两百年，对当时超出“天下”的那个地理范围，不会有过多井底蛙见了。 其次，我们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并非重建一个以五服体系、朝贡体制为支撑的制度结构。坊间有一种说法，中国崛起一定以美国衰落为比照，或者说东方崛起一定以西方衰落为前提。换言之，当代“以我为主”的中国之世界观及其相应的制度体系，乃是“天下”制度结构在时下的反刍。这种立于中国历史的现代版天下体系，可不可能将历史上那种恩威并重、道德感化和政治安排在当下重新结合起来呢?答曰很难。从历史的视角看，传统五服制度的地理想象是很丰富的，但在五服范围展开的朝贡制度建构，靠的不是一手而是两手：一方面是化外民族对华族文化的自愿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征服提供的强大动力。仅仅着重前一方面的伸张，并将之视为重建天下体系的精神依托，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而在当下，后一方面的力量伸张，恐怕难以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