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Helena Silva,Adriana Martins and Filomena Guarda(eds.),Conflict,Memory Transfers and the Reshaping of Europ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0,pp.8-23，标题有改动，译文有删节。 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以《记忆的伦理》一书献给他的父母。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我从小就目睹了我的父母总是围绕着记忆喋喋不休地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是从二战结束以后开始的，显然，其父母双方在欧洲的大家庭也在战争中毁灭，马格利特试着还原了父母之间的对话。他的母亲常常这样说：“犹太人被彻底摧毁了，曾经伟大的犹太民族现在只是在苟延残喘。对于幸存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唯一光荣的角色就是作为一个记忆群体而存在的——充当‘灵魂的蜡烛’，就像那些为了纪念遇难同胞而在仪式上点燃的蜡烛一样。”而他的父亲却常常这样讲：“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是人，不是蜡烛。对于任何人而言，如果活着就是为了记住那些死者，真的会前景堪忧。那是亚美尼亚人的选择，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错误发生。我们最好成为一个放眼未来、应对当下的群体，而不是被一座座坟墓所支配。” 马格利特父亲的这种观点在1945年以后最先被采纳，不仅仅是在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关心的是这样一个共同的事业：为幸存者建立一个新国家，让他们重新开始，为后代开创一个新未来。然而，到了40年后的1980年代，马格利特母亲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幸存者们开始面对那段曾经被他们隔离许久的过去。在一个新国家得到政治承认并经过两次战争而稳固下来之后，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成为这个国家的文化象征，以色列社会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有关记忆的仪式共同体。 在这里，马格利特展示了两种对待过去创伤的范式：记忆或忘却，是选择记忆以留存过去，还是选择忘却以放眼未来。我想，今天我们已经不单单是要面对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记忆模式，而是以下四种模式：(1)对话式忘却；(2)为了永不忘却而记忆；(3)为了忘却而记忆；(4)对话式记忆。这四种模式都通过努力限制或克服创伤性的暴力，通过协商一种新的、关于过去的共同观念或记忆，摆脱了那些广泛流行的、为残暴现实服务的基本模式。 一、对话式忘却 对暴力、非正义和苦难以及悬而未决的旧账的记忆只能在邻里之间造成更多的暴力和非正义、煽动侵略行为并导致社会分裂，这是古老的经验之谈。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人们试图寻求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通过控制和抑制记忆的破坏性力量而终结致命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忘却作为一种资源在历史上被一次次发现。但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忘却”一词并不能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实际上是“沉默”的另一种表达。虽然胜利者强加于失败者的沉默是残暴的政体清除抵抗者和牺牲者的声音的惯用策略，然而对话式沉默则是由过去的共同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双方经过一致同意后自愿加诸于自身的，其目的是和平，是避免破坏性的过去绝处逢生。例如，古希腊在内战之后就采用了这种忘却策略，目的是终结曾经的内部暴力，以开创新的未来，并把分裂的社会重新聚合起来。当然，一个国家并不能直接影响其国民的记忆，但却可以禁止怨恨的公开表达，而后者容易重新激发曾经的仇恨，从而引起新的暴力。也有一些其他的内战在结束之后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例如欧洲的30年战争。1648年的《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和约》(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包含了这样的准则：“永久的忘却和宽容。”(perpetua oblivio et amnestia)伴随忘却政策的通常还有大赦，其目的是为了终结先前敌对双方的相互仇恨，以便促进社会融合。 有趣的一点是，即使在1945年以后，对话式忘却还是被当作一种政治资源得到广泛运用。纽伦堡国际审判通过新定义的“反人类罪”指控主要的纳粹官员，实施了一种过渡性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并非一种记住过去的行为，而是一种清除过去的行为。在战后德国，公共领域和官方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所谓的“沉默协议”(pact of silence)塑造的。赫尔曼·鲁伯(Hermann Lübbe)在1983年使用了这个术语。他认为，保持沉默是战后德国(得到了盟国的支持)为了便于政治经济重建和实现社会融合而采取的必要的务实战略。在西德，这个目标迅速达成，而代价则是让先前的“魔鬼”(纳粹分子)重新掌握权力。这种对话式忘却，或者说沉默协议，正如托尼·朱特(Tony Judt)所展示的那样，甚至成为整个欧洲的政治策略，在冷战期间得到广泛运用，为的是让西方重新联合起来对抗共产主义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