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7月14日。那天，自由在大地上苏醒，在风雷激荡中欢笑。面对过去这无耻的强盗，人民在那一天怒吼，巴黎在那一天掀翻邪恶的巴士底。 ——维克多·雨果 一、记忆之场：过去的遗迹 在攻占巴士底狱70年后，法国文豪雨果在1859年7月14日写下了上述文字。今天，7月14日已经成为法国的国庆日，因为在后来人看来，攻占巴士底狱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从那时起，法国人民开始走向了寻求自由平等之路，大革命的精神甚至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激荡，成为现代自由民主革命的先声。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谈论法国大革命时，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形象就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然而，在很多记载中，攻占巴士底狱并非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起点。在当时的一些人来看，1792年君主立宪制垮台和1793年路易十六被斩首，更配得上法国大革命之名。甚至那些直接参与攻打巴士底狱的群众也没有想到，他们在当夜的行动会成为一个划历史的里程碑。历史学家乔治·列斐伏尔(Georges Lefebvre)将7月14日革命事件的起因归因于“大恐慌”，在他看来，弥散在巴黎民众心中的这种恐惧心理和自卫本能，迫使他们将炮火指向了他们所认定的恐惧的根源——巴士底狱。事实上，我们简单地将7月14日的事件归结为某一个阶层(如第三等级)的革命是不太准确的。“据事后的调查，在我们所知道的‘攻打巴士底狱’的许多展示中，社会各阶级都有其代表。”①而在贵族阶层中，参与了此次革命的最著名人物就是拉法耶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正是他第一次将攻占巴士底狱的行为在政治上加以象征化，拉法耶将代表巴黎市民的红色和蓝色与代表国王的白色混合成为三色旗。在巴士底狱之役之后，三色旗正式成为了革命派的旗帜，而那些来自各个阶层的各方势力都在革命之后凝聚在拉法耶侯爵所创造出来的新的革命象征——三色旗——之下。 不过，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任何人事先都没有想到，攻打巴士底狱在冲突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任何人最初也没有想到，巴士底狱的陷落竟决定了冲突的结局。”②列斐伏尔的判断实际上具有更深刻的价值，即在具体的个体经验与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是的，当市民群情激愤时，他们将矛头指向的是巴士底狱，而不是国王所在的凡尔赛宫，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巴士底狱陷落并不是按照预定好的革命蓝图来进行的，尽管我们可以在事后指出，巴士底狱之役成为彻底摧毁法国波旁王朝锁链的第一环。这就如同武昌起义当夜，出于恐惧而射杀了自己排长陶启胜的程定国未必在开枪那一刻就意识到，这就是彻底摧毁清王朝的起义的第一枪。 这样，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革命事件发生的当时，即不在于1789年7月14日具体发生了什么，而是后世所讲述的历史叙事不断对其进行的再现和重述。因此，对于7月14日的事件，在法国历史上并非一开始就承认了其具有合法的革命性意义。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国与德国矛盾激化时期，甚至有人认为，这场意外的革命事件看起来更像是共济会和德国人的阴谋，例如，一份带有法国民族主义倾向的报纸《人民的希望》在1911年对7月14日进行了与众不同的评价： 法国大革命不是由法国人来进行的。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一场战斗。它由外国人决策，军事入侵的主要方针计划都由外国人确定，它的执行者是一伙为此而进入法国的外国盗匪。大革命的计划是在德国的共济会支部中拟定的……德国共济会支部的作战计划不仅让法国陷入了长期的动荡，网罗众多心怀不满、嫉妒、毫无廉耻和信义之徒：一句话，他们要借法国人的手来推翻君主制。③ 这份保守的右派报纸所宣称的内容恰恰证明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之场”概念。对于诺拉来说，之所以需要记忆之场，恰恰是因为经验性的记忆与叙事性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断裂关系。我们可以说，《人民的希望》以及当时许多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同类报纸之所以更愿意将攻占巴士底狱事件视为德国共济会的阴谋，恰恰说明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判断并固化事件的发生在历史叙事中的意义。诺拉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即任何历史事件在经验层面都不是它向我们直接诉说的那个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历史学并不直接承担责任。我们面对的只是历史事件发生过后留下的场所和痕迹，即诺拉所谓的“记忆之场”。在这个意义上，诺拉的“记忆之场”带有着柏格森主义的痕迹。在《材料与记忆》中，柏格森强调指出，曾经存在过的事物总会在物质世界中留下它们特定的痕迹，而这些特定的痕迹仅仅是一种遗迹或废墟，它们不能构成那个历史事件本身。这样，与其说我们直接面对着一个给定的过去，不如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用自己当下的体验再现或重塑过去：“在绵延的每个瞬间，这个宇宙都在奇迹般地死而复生，或者你必须赋予这个宇宙存在的连续性，并且把它的过去看成现实。”④柏格森的绵延理论旨在说明，一个存留下来的过去的遗物并不会明确地直接给出一个过去，或者直接将历史的沉重感赋予我们。恰恰相反，历史总是在当下的话语中被重新书写，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以自己的方式来重述历史，这种重述的价值并不在于认识过去。无论是认为7月14日对于法兰西民族具有不可比拟的历史价值的雨果，还是将攻占巴士底狱视为德国共济会阴谋的报纸《人民的希望》，都是在不同的时代为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斑驳褪色的遗迹重新上色，让其闪烁着其各自所需的政治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