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改革回望革命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已近四十载。对于普通人来说,命运浮沉与得失已经成为衡量这场历史转折的关键词。改革带来利益调整,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其中曾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重建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国企工人群体首当其冲,其社会经济地位、生存状况与权益保护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断裂,由此在当下掀起一场场道义型社会抗争,同时再加上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同样表现出来的不满,表明改革背景下的社会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不容置辩的“社会事实”。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改革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平等?如何化解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与社会冲突?在若干分析方案中,有论者(Nee,1991;Lee and Selden,2008;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2012;等)强调社会不平等现象是由转型时期特殊的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所致,是转型陷阱的一种表现,也有论者(冯仕政,2008;李路路、陈建伟、秦广强,2012;等)强调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要重拾阶级分析。作为长期关注近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Perry)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以下简称《安源》)一书试图通过发掘中国革命传统来为当前提供学术思考。 裴宜理发现,改革时期工人的诉求是对工资收入低下、生活状况越来越差的不满,触发了诉诸尊严与平等的集体抗议行为,国企工人在开展抗议时高呼的“曾经是牛马,现在不是人”口号似乎与当年中共安源工运时期的革命口号“曾经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存在着历史的互文与修辞的翻转。其间政治话语的转变所反映出的可能是革命传统的遗失与遮蔽。如果将被遮蔽的革命传统发掘出来,或许对化解今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与民众的怨恨有所启发。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政治的连续性以及由改革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回归革命原初价值的天然温床,也就为重拾安源——还尊严于数万民众——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基础提供了现实可能(裴宜理,2011)。 《安源》一书接续了裴宜理长期的学术脉络和她对中国一以贯之的道德热忱,一方面,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的命运是裴宜理的核心关切,①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一股重新理解共产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潮流。②然而,立足于当前的转型改革,我们也不禁追问,裴宜理这一致力于为发掘的中国革命传统来为改革困境提供方案的努力是否可行?本文将就此不揣冒昧地做一定的讨论。 二、重拾安源传统? 裴宜理(2014:12-13、261)认为,改革时期的道义抗争行为所体现出的国家与社会、官与民的撕扯状态需要在体制内诉诸合法抗议的风格,而早期安源工人在体制内诉诸道义公平的合法抗争方式,正是革命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如果对此加以发掘,可为今天解决转型社会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提供启示。因而一个思考的逻辑顺序即是,首先,这种被称为安源的革命传统到底为何,又如何形成,这一点在《安源》一书中有细致的呈现。其次,导致改革时期出现不平等现象的真实逻辑是什么?最后,我们可否通过重拾安源传统来应对改革时期的困境? (一)作为革命传统的“安源”:何种传统?如何形成? 在中共革命早期的“安源”时期以及后来被称作“小莫斯科”的时期,工人运动领袖通过“文化置位”手段,将当地民众熟知的节日、风俗、仪式与阶级化的社会分层观、阶级斗争的革命理念嫁接起来,创造“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营构出更易被底层民众所接受的策略性框架,增加革命话语的动员效能。同时,在大罢工胜利之后,通过工人教育与自治组织的建立来实现与当局的和平共处,采取非暴力抗议的行动风格(裴宜理,2014:60)。 文化置位对于革命传统来说,只是“萌芽”阶段,革命传统之所以能够深植于民众的心灵习性,还经过了“文化操控”过程,即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对革命历史话语进行灵活性的阐释(裴宜理,2014:第一章)。新中国建立之后,安源作为工人运动发源地而被塑造成革命圣地,成为文化操控技术的关键素材,有关安源的文艺作品创作、安源工运史的修纂以及安源纪念馆展览内容的调整,都随着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与权势转移而变化,“安源”成为一个反复被操控的文化意象。革命传统借助国家强大的行政权力而深植于民众的观念图式之中。尊严与平等构成了革命追随者与革命进程、新政权中的民众与国家政治建立起道德联系并开展政治行动的修辞工具。“安源”用以指称共产主义革命早期在工人运动所孕发的修辞策略和革命风格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道统”的追认和肯定,因而“安源”成了“中国革命之传统”。 严格来说,中国革命传统是由安源、井冈山和延安等多源流叙事拼接而成的,在社会主义政权设计上,“井冈山叙事”与“延安叙事”分别指向政党领导军队与政党国家体制,而“安源叙事”则是最接近“社会”层面的一支传统。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安源叙事与工人的主导阶级地位、国家兜底的福利体系等社会体制绑定在一起。在改革的历史转折中,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而保留了“井冈山叙事”与“延安叙事”,但由于安源叙事赖以成立的社会体系明显与改革逻辑相悖,自然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