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至今,中国的市场转型(也称市场化改革)已走过40个年头。以往对市场转型的研究,更多聚焦于经济领域。然而,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1897]1951)曾指出,社会经济变化对个人健康具有潜在的影响。这说明,市场转型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其对居民健康也有着深远影响,这在一些东欧国家得到了佐证。苏联解体之后,东欧国家剧烈的市场转型过程给人们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健康危机(Makinen,2000;Whyte & Sun,2010)。如果用人均预期寿命作为国民健康水平的衡量指标,从图1中不难看出,东欧各国国民的健康水平在市场转型初期(大约1989—1995年)急剧下降,尽管1995年之后部分国家的健康状况有改善趋势,但一些冲击较为严重的国家(如俄罗斯等),直到2010年,其人均预期寿命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 与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市场转型相对平缓,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对居民健康有怎样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当然,市场转型主要影响的是非农劳动力群体,非劳动力群体或者务农受其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以往学者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探讨市场化如何影响了非农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和职业流动(Nee,1989;Bian & Logan,1996;Walder et al.,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刘精明,2006;梁玉成,2007;张顺、程诚,2012;等)。尽管围绕着“谁在市场转型中获益”还一直存有争议,但研究者普遍认同两个观点:其一,市场转型从根本上重塑了非农劳动力的就业和社会流动格局(Bian,2002);其二,这种转型直接、间接地增加了收入和职业获得的不平等(Hauser & Xie,2005)。因此,市场转型在提高他们收入的同时,为更多、更广和更高质量的医疗健康服务的享有提供了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市场转型对非农劳动力的健康有利。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也会带来收入分配问题,对部分非农劳动力稳定感的形成和身心健康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例如,越来越多的“白领猝死”事件,越来越多的抑郁症患者以及自杀问题等。因此,中国的市场转型对非农劳动力的健康水平,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并且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其影响的变化趋势又是如何?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市场转型与健康: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Tang等(2000)指出,除了经济层面的变化,市场转型也意味着“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根本变迁。这一点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之所以称之为“转型”,因为它不仅包含着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意味着从计划经济的统包统揽、平均分配的管理体制向市场化的需求导向、优胜劣汰的管理方式的变迁。这种转型既为个体财富积累和职业成就提供了更大的潜力和空间,又可能因为不确定感和不稳定感的增强,对劳动力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市场转型对健康的促进效应,从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增长的经济神话以及大幅度提高的人口健康水平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1979—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8%①,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居民的健康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例如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改革开放前的67.9岁提高至2000年的71.4岁(庄亚儿、张丽萍,2003),再到2015年的76.34岁②,已经领先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甚至要比欧洲的一些国家还高;再如,我国在挽救新生儿生命上也取得非常突出的成果,1991—2013年间,我国的婴儿死亡率降低了75.5%,由50‰降至9.5‰③。在微观层面,经济收入对居民健康的积极效应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Lowry & Xie,2009;王甫勤,2012;焦开山,2014;池上新,2014/2016;等)。此外,除了增加经济收入,市场转型也会通过提高居民对经济前景的乐观程度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例如有一些学者也表明,市场改革后,中国居民会因所住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产生更加乐观的态度(Ross et al.,2000)。 市场转型对健康的消极效应,一部分来源于对新规则的陌生和“排异反应”,一部分可能源于改革时代社会保障网的减少造成的茫然无措。一项关于“就业环境与心理健康”的研究表明,工作条件的不稳定和就业前景的不确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潜在的危害(Tausig & Fenwick,1999)。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并非所有的个体在市场改革时期都感觉他们的境况不确定。个体就业环境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取决于他们的工作种类(Reynolds,1997)。总之,市场转型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会增加经济收入,也有对未来的不稳定预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非农劳动力的健康水平。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提出两组竞争性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