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里程碑意义上的两个学术名村 在中国的村落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学术名村，如葛学溥的“凤凰村”、杨懋春的“台头村”、费孝通的“江村”、林耀华的“黄村”、杨庆堃的“鹭江村”、陈佩华等的“陈村”、黄树民的“林村”、王铭铭的“溪村”、阎云翔的“下岬村”，等等。在这些村落研究中，有两个被学术界评价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是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书名为《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一个是费孝通的“江村”研究，书名是我们所熟知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正如葛学溥所意识到的，在他研究凤凰村之前，已有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著作，如史密斯的《中国的村落生活》、梁氏和陶氏的《中国的村落和集镇生活》、Doolittle的《华人的社会生活》。但这些著作，并不是严格的田野调查，只是“试图概括出广大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性，可实际上却更为远离真实……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中国这样广大区域生活进行概括的危险性，因为许多的这类概括在中国和外国的思想家和作家中都成为笑料”（葛学溥，1925/2006：xiii）。我们需要对具体村落资料的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阐释，然后扩展到对较大区域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 1918—1919年，葛学溥的学生们两度前往凤凰村收集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现象、族群关系、人口卫生、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社会问题、宗教信仰等诸方面资料。1923年，葛学溥又亲自到凤凰村做短期的考察和体质测量，对学生们的调查进行了检验和补充。终于在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一书。在这本著作里，作者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概念，全景式地展示了凤凰村上述调查的各方面。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中国村落的第一次田野调查，也是第一本华南汉人乡村社区研究的论著。容观琼先生称葛学溥的研究是社会人类学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把社会人类学从研究规模小而简单的部落社会转向研究更为复杂的农民社会。虽然在学术史上对该著的评价不一，但一般都认为其研究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后来的一些汉学人类学家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葛学溥的研究之上的，从弗里德曼（M.Freedman）、科恩（M.Cohen）、武雅士（A.Wolf）到华琛（J.Watson）以及本土人类学家（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人类学家），或讨论书中的某些概念，或引用书中的某些资料。 在葛学溥出版他的凤凰村研究14年之后，1939年英国Routledge书局以Peasant life in China（即中译本的《江村经济》）为名出版了费孝通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们知道，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远离文化中心的、处于“未开化”状态的土著民族，即对“他者”和“异文化”的研究。而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经济》（1939/2005）不仅是对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汉文化的研究，而且研究的还是他自己的家乡（这一点与葛学溥不同，葛虽然是第一位用田野的方式研究中国村落，但他毕竟是外来人，依然有研究“异文化”的取向），这在当时看来已经有些“离经叛道”了。但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却敏锐地评价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地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结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费孝通，1939/2005：13）自此，江村研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村落研究的典范，江村（开弦弓村）也成为世界级的学术名村。 由此我们看到，“凤凰村”因开辟了人类学研究复杂的农民社会而出名，“江村”因本土人类学家研究本土的复杂农民社会而声名远播，它们同样都具有人类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笔者无意于独述它们的辉煌，而是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两位作者在资料收集、方法运用上的异同，从中窥探村落研究的内在张力，寻求中国村落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并以此纪念费孝通先生100周年诞辰。 二、新的学术生命：凤凰村与江村的追踪研究 我说“凤凰村”和“江村”是学术名村，当然一方面是基于前文所言的“里程碑”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在围绕着他们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后续成果，或者叫追踪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对先前研究过的社会进行再研究。追踪研究不仅是文化变迁的视角下的故地重游，也赋予了调查地新的学术生命。 追踪研究一般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由不同的研究者先后调查同一个社区，由后者根据前者的著作，与自己调查所得的资料进行比较，由此阐述该社区的文化变迁。由于两个不同的调查者在理论取向以及收集资料的方式和种类上都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前后调查的情况往往有很大的不同，结论也有差异。第二种方式是由同一研究者从事前后两次调查，通过比较，分析该社区的变化。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必须相隔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前后变迁的情况（杨小柳等，2007：104）。其实还有第三种方式，即混合的方式，既有研究者本人的追踪研究，又有其他研究者的追踪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