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歌谣文学经典化的路径与价值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8)01-0092-06

       中国是歌谣大国，从《诗经》中的“国风”、汉乐府、南北朝民歌、敦煌曲子词到明清时调乃至当代歌谣的百花园中，绽放着原生态美学的一朵朵绚丽鲜花。“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1](P81)早在明代中期李梦阳已认识到“今真诗乃在民间”[2](《诗集自序》)，而晚明袁宏道则将寻找“真诗”的目光由文人雅士之诗歌转向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为民众口头创作，发自于民众内心的原始感情，历来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口耳相传，是土生土长、真实、自然的原生态文学，呈现出民间通俗美学风貌，是来自民间社会的鲜活精神产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机勃勃的原动力，更是中国文学创造活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歌谣在口头上的不断流传中体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其中的精品佳作代代相传，有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逐步经典化，不断呈现出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美学价值。

       一、民间歌谣能否走上经典化道路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一般指文人创作的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且在不断阅读中体现出新鲜生命力的作品，如唐诗宋词(其中虽然有民间文学，但主要以文人创作为主)中的名篇精品，《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戏曲，《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至于民间歌谣，有人认为歌唱者以“无闻无识”的农夫山民、童稚妇孺、市井细民为主体，多为俚俗，难登大雅之堂，何谈经典化。那么，民间歌谣能否走上经典化道路呢?

       首先以《诗》(或称“诗三百”)的经典化(称为《诗经》)为例。关于《诗经》是否是民歌的问题，多有争议。现今论者一般认为，风诗多为民歌，雅诗为朝廷乐章，颂为宗庙乐章。其实，风、雅两类诗中不乏民间歌谣①。朱熹《诗集传》卷一：“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言其足以感人。”[3](P1)一般认为包涵有民间歌谣的《诗》的经典化发轫于孔子：“孔子出而有经之名。……《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始明言经。”[4](P38—39)又云：“经名窻自孔子，经学传于孔门。……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达毛公。’”[4](P48)孔子对《诗》三百进行了整理、编订、传授，到战国时代儒家又将《诗》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为“六经”。孔子关于《诗》经典化的言论不少，其中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5](P21)“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P160)“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5](P374)也有将《诗》的首篇作为中和之美典型化的评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5](P62)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建元五年(前136年)专设五经博士，从朝廷政策上要求士人必需学《诗》、《书》等，说明在儒家学派内乃至朝廷政策上大体完成了包括《诗》在内的经典化历程。

       发轫于孔子的《诗经》的经典化进程，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儒学经典化；一是文学经典化。将《诗经》文学经典化，最有代表性的是南朝齐梁时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指出：“《诗》主言志，训诂同《书》，詀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6](P18)特别强调在经典化的前提下论《诗》。这里必须指出，刘勰有关《诗经》经典化的论述包含歌谣：“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6](P476)刘勰还特别强调《诗经》文学艺术的经典化，他在《文心雕龙·比兴》言：“《诗》文宏奥，包愠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6](P394)以上是关于“兴”的论述。关于“比”，刘勰举出《邶风·柏舟》中的“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和《郑风·大叔于田》中的“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等作为《诗经》中比的典型化诗句。

       赋、比、兴是艺术表现手法，南宋朱熹《诗集传》中接着刘勰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赋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3](P1、3、4)可以说，中国诗歌艺术赋、比、兴的典型化，渊于《诗经》。当然，《诗经》艺术的典型化，不仅仅是赋、比、兴，还有形象化、相反相成的艺术辩证法等，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有关形象化(包括歌谣在内)的论述：“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扬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暳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6](P493)《小雅·采薇》是相反相成艺术辩证法的典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评论这四句诗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7](P10)这是将《诗经》中相反相成艺术辩证法典型化的范例。

       上古歌谣在《文心雕龙》中也被典型化。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6](P376)“黄世”即黄帝时代。古史传说的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黄帝，是华夏民族文明始祖，肇始华夏早期文明时代。“竹弹之谣”指《弹歌》，又名《断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宍)。”[8](P9)这是一首古老的猎歌，“二言”句的四句八字，语言质朴而内涵丰富，可称之中国古代民间歌谣的开山之作。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篇中指出：“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于‘飞燕’，始为北声。”[6](P64)《候人歌》载于《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9](P58)《候人歌》是中国有史可查的第一首恋歌，全诗只有四个字，其中的两个字是语气助字，显得情意绵长而醇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