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7)09-0138-05 河南作家李佩甫自1978年发表《青年建设者》至今，已为文坛奉献了近400万字的作品，其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写实精神越来越为研究者重视。30多年的李佩甫研究总体呈现先冷后热的发展趋势。李佩甫为人所识并受到关注是缘于其持续不断的中原书写。李佩甫研究的“冷”，是因为他最初6年创作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以及找到领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其豫中平原写作并没有树立起“中原灵魂”般的人物形象。李佩甫研究的“热”，始于1999年《羊的门》问世。之后，由于一系列具有人性深度、文化底蕴的中原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李佩甫的中原书写开始为学界所瞩目。1984年至1998年是李佩甫研究的沉寂期，14年间只有35篇论文；1999年至2011年是李佩甫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评论文章多达170篇；2012年《生命册》发表迎来第二个研究高峰，2015年因该作获“茅盾文学奖”而使研究继续升温并朝多向度、纵深化发展。 一、创作主题研究 创作主题是作家通过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学界关于李佩甫创作主题的研究，集中在乡土、权力文化、国民性、城乡关系和人性书写五个方面。 乡土书写是李佩甫研究的切入口，学者最初关注的是作家的乡土情结。陈继会是对李佩甫“乡土情结”定位的第一人，他认为这一情结显著呈现于九十年代初《无边无际的早晨》等作品，指出李佩甫对乡土的歌颂、对叛离乡土者的批判，表现出了作家的乡恋心态。[1](p76-83)孙荪则指出李佩甫多年来“一直‘沉湎’于乡村世界，化解着那个纠缠着他的难以解脱的乡村情结。”[2](p24)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李佩甫乡土写作的变化。段永建认为李佩甫从守望乡土、拒斥城市走向对封建积习的批判和对民众出路的探寻，“实现了对传统乡土叙事的超越。”[3](p80)段永健的论述，接续并发展了早期陈继会等人的评论。李振则把研究推向更高水平，他在《生命册》里看到新世纪李佩甫乡土写作的困境——因为故土与家园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身份认同的艰难，失去依托载体的乡土情怀只能陷入痛苦吟唱。[4](p22-29)事实上，李佩甫的乡土书写，绝不仅仅是作家个人乡村情怀的抒发。目前的评论性文章基本上集中在乡愁、乡情分析上，其乡土书写的社会学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李佩甫的权力书写弥补了以往乡村写作的缺陷，是其对文坛的巨大贡献，因此成为论者研究的第二个兴奋点。单纯从权力运作方面进行分析的，主要有周春英和陈英群。周春英指出了李佩甫笔下乡村干部玩弄权术、谋取权力时的“恶”德“恶”行，以及中原乡村的“人治”特征。[5](p79-86)陈英群则系统梳理了李佩甫作品中自新中国成立前至改革开放后各个阶段乡村权力的发展变迁，认为李佩甫对乡村权力的持续书写具有很高的社会学价值。[6](p108-112)中原乡村的政治权力，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孟繁华、邵燕君等从文化层面进行剖析，使研究走向深入。如邵燕君认为李佩甫不仅写透了一种典型社会结构——呼家堡，而且成功塑造出了一个文学典型形象——集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地域特性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原强者呼天成。然后从“气与骨”入手，分析中原人有“气”无“骨”的生存特征，指出中原人活着的“气”不是“普世”意义上的理想原则“气节”，而是现实世界里一直暗暗奉行的草民生存术、帝王统治术，是与“忍”与“韧”相连的现实法则。在《羊的门》之前，很少有人正面解析这套运行千年的现实法则，“只有到李佩甫的《羊的门》，民间文化、现实法则才拨开种种‘正统’覆盖，正面示人。”[7](p218-224)邵燕君的论述高屋建瓴，将剖析层次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推进到民间文化深层，揭示了李佩甫政治权力书写的独特价值。 李佩甫国民性批判方面的研究，是以姚晓雷为代表。姚晓雷指出李佩甫“无疑是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批判国民性’衣钵的当代继承者”，他独具慧眼地看到民间百姓一族最主要的人格缺陷在于“能使他们堂堂正正站起来的‘骨’，也就是对现实压迫直面反抗的生命勇气。”[8](p73-77)姚晓雷还指出李佩甫对于民间权力一族并非只是单纯批判，而是从中原地域政治文化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展开剖析，认为呼天成等人并不是简单的乡场恶霸，而是作者精心挑选出来的政治文化怪胎。[9](p82-86)姚晓雷从百姓一族与权力一族两个层面对李佩甫国民性批判所做的分析，比较全面，也颇见功力。 论者对李佩甫的城乡书写也进行了研究。早期研究相对集中在城乡二元对立上，如张喜田指出李佩甫作品存在礼赞乡土、贬抑城市的情绪。[10](p74-77)后来学者又发现李佩甫城乡书写有融合的趋势，如刘军就认为李佩甫试图抛却黑白分明的二元价值判断，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找寻双向互动的桥梁。[11](p10-13)马治军、鲁枢元从精神生态角度入手，指出《生命册》对土地背负者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存在进行的文学生态批判，实现了对于城乡对立思维框架的突破和超越。[12](p115-119)程德培则认为李佩甫的城乡书写基本上是“不平衡”的“两地书”，“‘农村叙事’远优胜于‘城市叙事’，这仿佛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宿命。”[13](p110)程德培的评论具有一定的总结性，概括了李佩甫城乡书写的基本态势及成就。 学者还探讨了李佩甫的人性书写。如周百义注意到了《金屋》的人性批判，[14](p42-46)而何西来意识到了《城的灯》的人性救赎。[15](p53-55)他们的论述，展现了李佩甫人性书写所走过的一个由批判到救赎的过程。王春林则指出李佩甫人性书写走向深入的重要表现，就是《生命册》中具有人性深度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这些异常沉重灵魂的挖掘。[16](p81-87)以上这些研究，客观地揭示了李佩甫在人性书写方面的不断突破和超越。 可以看出，李佩甫创作主题研究已经取得较高成就。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李佩甫作品内涵极其丰富、复杂，并非局限于以上五个方面。还有人生命运及农民心灵书写等主题尚待挖掘，人性、精神生态等研究也需要继续深入下去。 二、叙事风格研究 叙事风格是指作家在叙事过程中惯用的使文艺作品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特色的艺术方法倾向性。李佩甫个体化书写的独特性使其小说呈现出多样化审美特征。学界对李佩甫叙事风格的研究，与创作主题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但在传奇化叙事视角、复调叙事模式、神性色彩呈现及畸形人物塑造等方面，研究亦有很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