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7)11-0026-11 作为建国初期战争文学的代表，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以下简称《洼地》)于1954年刊发于《人民文学》3月号头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小说以王顺、王应洪、金圣姬为主要人物，讲述了志愿军前线侦察兵训练、战斗的经过，穿插着志愿兵战士与朝鲜村民亲密感情的建立过程，并通过密集的心理描写细致刻画了在“战争”这一历史场域中以王顺、王应洪、金圣姬三人为代表的个体的存在和境遇。对个体的关注使小说卓然于同时代其他战争文学作品，其心理描写的运用也得到历来研究者的肯定。但在其发表三个月后，随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不断升级，《洼地》也陷入了风暴的核心。当时文艺界对路翎及《洼地》展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以至于路翎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中主要回应的，是侯金镜的《评路翎的三篇小说》①。侯金镜严厉指责路翎用爱情冲击纪律，让个人战胜集体，“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②。这篇影响力最大的批评文章无意中将后来研究者们的目光锁定在王应洪与金圣姬的爱情上。1981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意图“拨乱反正”的文章，也认为是金圣姬与王应洪的“爱情线索贯串全篇”。③当代文学史的撰写者们④，无论对小说艺术水平评价如何，其论证都建立在“爱情与纪律”的冲突之上，如洪子诚就将小说的主题归纳为王应洪与金圣姬之间“无法实现的，因而是悲剧性质的爱情”⑤。文学批评者们也延续了对王、金之间感情的关注：刘剑梅突出了朦胧的爱情对崇高美学模式的抵抗；⑥谢刚则更倾向于将王应洪的牺牲理解为因“逃离‘不能实现的爱情’”而选择“殉情而死”。⑦更有研究者对金圣姬、王应洪之间是否存在爱情提出了质疑。⑧在这些讨论中，班长王顺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爱情/纪律、个人/集体的冲突成为解读《洼地》的关节。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命权力理论、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理论、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理论陆续提出，为重新审视性别(gender)、性别背后的权力关系提出了新的视角，性别(gender)成为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学术研究的核心领域。从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性别作为非结构性因素引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阈，也为很多文本打开了新的阐释空间。这也为重新解读《洼地》带来机会。 首先，战争作为一个以暴力为手段，胜利为目标的人类社会实践，是充斥着(以男性为主)个体力比多(libido)的政治行为。作为战争主体的男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背后的男权主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战争、军队背景下，班长王顺作为引领者，与新战士王应洪之间复杂的“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关系被忽略或误读。军队、战争的厌女焦虑及其对军旅作家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探讨。其次，“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⑨现有的讨论对三个主要人物的性别身份中隐含的复杂的象征意义开掘不够，性别背后的权力机制被忽略了。作品的性别观念是产生于怎样的文化、政治背景，而这样的观念，又成为什么样的文化、政治的产生土壤，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回答。 正如结构主义代表人物马舍雷指出：“我们应该进一步探寻作品在那些沉默之中所没有或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是什么?”⑩《洼地》是一部“文本自身纠结了多重话语，以致小说的主题存在错杂不一的裂隙”(11)的小说。这些裂隙与作者的言语和沉默中隐藏了太多丰富的信息，这都使《洼地》充满了重新解读的可能。通过性别视角的切入，本文将对战争小说中男性同性、上下级军人之间“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关系进行分析，指出男性的结盟才是战争的基础，而这个结盟关系是排斥女性的。也正因为对女性及女性特质的排斥，男性特质才得到了不断的构建和加固。通过对小说中不同角色性别身份背后的性别信息挖掘，勾勒出其隐含的性别、政治的权力结构；而小说中人物性别身份背后丰富的象征意义为这个结构增加了更多想象的空间。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性别作为被建构的社会文化身份，不仅不是私人的，反而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建构密不可分。《洼地》中呈现的性别、权力结构是作者精心构建的且认可的，文本既是当时历史语境下社会主流观念的投射，也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段社会象征意义的生产。 一、男性之间的关系 取得胜利是战争唯一的目标，一切人力、资源以胜利为中心被组织起来，尤其是作为战争主体的个人，在参与战争之前或之中，不断被操练、优化，以便能在军队这个有机整体里发挥特定的功能。(12)战争的推进和成败看似受制于各个宏观因素，但细究起来，实则是建立在战争中个体之间的关系上。同级之间协作关系和上下级之间指挥/服从关系是军队这个有机体能正常运转的基础。对于“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13)的作家们，那个时代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在用作品反映战争的基本状况、特征的基础上，“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14)这就要求战争文学的创作者们将目光更多放在战士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上，以树立理想的战士形象，描绘他们之间良好的、亲密的，甚至是血肉相连的关系为主要目标。其次，对战友之间感情的渲染和推崇都属于对革命力量、历史必然性的赞美，在宣传效果上能让读者忽略战争裹挟着的恐惧和死亡同时充满必胜勇气，对我方火热情感的认可也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建国初期的战争文学往往忠实地执行了中央的文艺指导思想。《林海雪原》中着力渲染的是少剑波率领的剿匪小分队成员无间的合作和情感，这是他们最终在正邪“两军对阵”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和基础。史诗性的战争小说《红日》，虽花了大量笔墨在描绘宏大战争场景上，但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和政委陈坚等战士形象的塑造及其互动关系的呈现，才是小说最核心的部分。《保卫延安》中，周大勇、王老虎等英雄人物如何感召、激励其他战友，如何让战士在情感上成为一个整体，最终取得胜利，才是作者在宏大军事画卷的背景下主要想呈现给读者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