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从否定角度表达的“写作的四个注意点”，一经提出便深受学界的重视，常有文章引述以解说对王安忆小说的认识。因其从否定角度表达，而王安忆所做出的说明亦有某种程度的含糊，学界对之的理解至今较少共识。而同篇文章所交代的提出四点的思想背景，也少得到重视。细读该文，再联系以之为序文的书中收入的其他探讨小说理论的文章，实可发现，这“写作的四个注意点”指向使小说达到“思想与物质的再次一元化”、寻找“故事降生，便只有一种讲叙的方式”的小说叙述方式，这样的写实的小说创作理想，而提出的小说创作策略，其中的每个“注意点”也有其较为确切的所指。 王安忆在1991年5月的访谈中，特地谈及她即将出版的《故事和讲故事》一书的序文，“从否定的角度标明了自己以后写作的四个注意点：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①这应是王安忆首次在公开场合亮出她的“写作的四个注意点”。1991年12月《故事和讲故事》正式出版，序文题为《自序》，明确提出上述四点，并表明那是她面向写作理想提出的，虽然“这在目前对我来说，还只能是一种审美的观念，我只可能叙述和描绘这一种观念。并且，我还只能从否定的一方去表述，就是说，我知道不要什么，却还不知道要什么。但这种观念，已成为我写作小说的理想了”②。继之，以文章三分之二篇幅，对四点逐一做了分析和说明。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王安忆自选集》时，《自序》一文也收入了其中的散文卷《王安忆自选集之四：漂泊的语言》，题目换作《我的小说观》。③需要指出的是，《序文》和《我的小说观》的正文中，王安忆都只是用“这四点”指称上述四点，没有做出总结性命名，“写作的四个注意点”是她在访谈中的说法。 王安忆当时已写出《小鲍庄》《69届初中生》、“三恋”、《岗上的世纪》《神圣祭坛》《弟兄们》《叔叔的故事》等深受文坛重视的中、长篇小说。这旗帜鲜明而含义模糊的四点一经提出，很快引起注意。张志忠1992年初发表的文章，已引用王安忆在访谈中谈论“四个注意点”的上述文字，认为：“这四个‘不’字正是表明她以平常性的美学风格表现平常性的生活的追求；她尝试过多种文体，交换过各种叙事角度，倾吐过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的某些卖弄和故作深刻，不属矫揉造作的矫情，而是孩子气般的洋洋自得，孩子气般的欣喜和骄傲，仍不失赤子之心。”④张新颖1993年发表的文章，将王安忆《序文》中的“这四点”称作“四不要”，通过细读《纪实与虚构》指出王安忆“四不要”表达的写作理想隐含的“危险”：“虽说职业写作中有感而发的冲动越来越少，对小说物质化的认识也越来越必要，但是物质化本身不足以构成小说，‘四不要’和逻辑力量本身不足以成就文学。”⑤王德威1996年发表的让王安忆从此被看作“海派传人”的文章《海派作家又见传人》，则将“这四点”称为“王安忆有名的写作‘四不’政策”，提示其与上海的关联性：“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看得太多，最特殊的事物也要变成寻常生活的插曲。而鸡毛蒜皮的小事，是每天必得对付的阵仗。这样大剌剌的四不政策，颇有点见怪不怪的自得，一种以退为进的世故，也只有见过世面的作家有本钱说出。这是海派的真传了：王安忆是属于上海的作家。”⑥上述文章都没有对王安忆的“四个注意点”做深入说明，好像它们的意思一目了然一般，各自从中感知到的内容却都不相同。 陈思和的《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发表于1998年，其中也引述了《序文》中的四点，指出：“王安忆不是一个理论家，她试图在理论上说明自己的艺术主张，但总是词不达意。如上述四条‘不’的文学主张，只有放在她的新的诗学原则里才能说明清楚。”⑦继而分析道： 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是指她放弃了传统艺术反映世界的方法，采取了另外一些人物塑造的方法——类型人物或者纪实性人物来与之对抗。不要“材料太多”，哪来的材料，只能是客观世界的材料，这也将有碍于她的精神之塔的构建，因为在她看来艺术并不是要复制一个客体世界。这一条使她与80年代的自然主义色彩的个人风格告别了。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很容易被人误解成作家不要语言风格，如结合王安忆的其他文论体散文来看，她这里说的语言风格不是指作家的个人语言风格，而是指作品人物的语言个性化，这是第一条的补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标记之一就是语言的个性化，既然不需要人物的典型化，自然也无须人物的个性化，类型人物或纪实性的人物是无须用语言个性化来塑造的。……以上三个不要，表明了作家自觉与传统叙事风格的分离，而第四不要“独特性”，则使她与同时代的叙事风格也划清了界限。90年代文学的整体叙事风格是从宏大的历史的叙事向“无名化”的个人性叙事转化，个人话语正是以强调个人经验的独特性来保护自己被同化的危险。而王安忆拒绝了这种“取巧的捷径”，拒绝独特性也就是拒绝以个人与客体世界对抗的策略。⑧ 引述王安忆“四个注意点”的文章，少有如陈思和这样对之做出具体分析的，本文作为“重读”文章，引出以供读者参考。陈思和的解读，一方面贴近王安忆对各点所做的说明，对各点的认识都穿透表面、深入本质，很有启发性。另一方面，从引文可大概看出，陈思和的理解主要在他对传统的小说叙事风格和中国20世纪80、90年代文学传统的认识框架中展开，有时可能会稍偏出了王安忆的本意。 文学的学术活动不但包括撰写文章，还有参与会议和学友之间私下闲谈，即便有一些文字记录，仍会有纰漏的细节，某个事件的传播和影响情况实是难以确切描述的。以上几篇是笔者阅读文献中注意到的谈及了王安忆“四个注意点”的比较重要——期刊网显示王安忆研究引用、下载量较大的文章，大体能从中看出学术界对王安忆“四个注意点”的理解状况。从中可发现，尽管侧重点各不同，学者们都特别注意到了王安忆是“从否定的一方去表述”的，除了张志忠，他们分别将王安忆“这四点”以“四不要”(张新颖)、“四不政策”(王德威)、“四条‘不’的文学主张”和“四个‘不’的原则”(陈思和)去称谓。也因此，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将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故事和讲故事》一书再版，书的序文《自序》经更名为《自序：我的“四不”原则》，“四不”已斩获王安忆此篇文章的所有关注，被作为卖点了。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