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8)01-0132-00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鲁迅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早在20世纪初就已从儿童文学翻译、儿童教育等方面披荆斩棘地开拓道路。研究鲁迅之于儿童文学的贡献，一个重要的基点在于鲁迅的儿童观，研究者多将鲁迅的儿童观与周作人的儿童观作比较，并据此评判其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各自的功绩和地位。大多将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奉为中国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确立的圭臬，但也有学者认为鲁迅的儿童观当居于中国现代儿童观的中心位置。①新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理论下发生的重评现代儿童文学史引发了关于儿童文学观的本质论和建构论问题之争，论争的焦点主要在于“五四”时期周作人为代表的单纯的“儿童本位论”。而未能注意作为中国现代儿童观双子星座之一的鲁迅对儿童本质的认识所具有的辩证性内涵。鲁迅在1918年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这一“辟孩子荒”的呐喊，包含了对于儿童生存、生活、生长状态的困境和可能的深切认识。全面考察鲁迅儿童观的丰富内涵及其先锋性价值，可对发轫于“五四”的现代儿童观所达到的深广度和之于文学的影响作重新厘定。 鲁迅曾说过：“对于儿童观，我竟一无所知……中国似向未尝想到小儿也。”[1]而对于儿童文学，他也声称自己“向来没有研究过儿童文学”[2]。的确，相比对于儿童文学有着专门研究的周作人，鲁迅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儿童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和理论家，但是他对中国儿童问题和儿童读物一向都很关注，其思考也显得新锐而深远。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和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即刊载了英国作家淮尔特(今译“王尔德”)的童话《安乐王子》(今译《快乐王子》)，表明了他对童话的认可。回国后，鲁迅曾在教育部任职，对于儿童教育有了更实际的关心。1918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征求关于“儿童问题”文章的启事，鲁迅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小说和杂文。发表于1918年5月的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同年9月的《随感录二十五》提出孩子是“人之萌芽”的地位并呼吁“人之父”的担当，1919年1月发表的《随感录四十》则进一步提出：“旧账如何购销?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而阐释最充分的则是发表于1919年11月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接连吹响了解放儿童的启蒙主义号角，究其根源，乃是他1908年《文化偏至论》中确立的“立人”思想的延续，他提出“立国必先立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作为“人之萌芽”的儿童乃是立人的起点，儿童教育因此被他提上了重要位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谈到：“至于鲁迅的为将来，可以他的儿童教育问题为代表。‘救救孩子’这句话是他一生的狮子吼，自从他的《狂人日记》的末句起，中间像《野草》的《风筝》说儿童的精神虐杀，直到临死前，愤于《申报·儿童专刊》的谬说，作《立此存照(七)》有云：真的要‘救救孩子’。他的事业目标都注于此。”[3]鲁迅“拿来”世界儿童教育的各种先进思想，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批判性和建设性意见，体现出新锐、宽广的现代性视野。本文拟从中外比较视野来考察鲁迅儿童观及儿童教育思想的多种内涵，以见其同构性渊源，也见其异质性超越。 一、生物进化论之维：生命、幼者本位、牺牲 承接着小说《狂人日记》结尾“救救孩子”那句相对抽象的呐喊，鲁迅在之后的一系列杂文中阐释了为何要救救孩子的原因以及如何救救孩子的做法，建构了自己的儿童观。在倡扬“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五四”时代，鲁迅对于儿童问题的考察首先源于一个科学基点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他将人类中的儿童当作生物界中的一种生命来考察，探索的是“生物学的真理”，因而具有科学性。鲁迅在留日之前就接触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留日时期在日本学术界引介达尔文学说潮流中达到了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理解和接受，写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之前的短文《随感录四十九》就直接将动物与人类生命过程相类比，批判壮年、老年“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的“生物界的怪现象”，又根据进化途中新陈代谢的规律提出：“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鲁迅认为这才是人类应该遵循的“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长文中，再次明确声称：“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他从生物学角度探讨生命要走进化之路的意义，并且指出：“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他把人类的生育与生物繁衍发展相比拟，揭示了“中国的旧见解”中父子关系的错误：“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鲁迅进一步阐释“幼者本位”的做法需要改变父母对于子女的态度，要以生物天性生发的“爱”代替交换关系、利害关系导致的“恩”。“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鲁迅从生物进化论出发提倡的幼者与长者关系中的“进化”“爱”等，都是抛开社会化的伦理纲常，而代之以对自然生命体的尊重、对生命发展规律的把握和追求，并强调生命“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进而上升到人文层面的认识：“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