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说《故乡》的创作主题，学界已经谈论了很多。夏志清认为，“故乡同故乡的人物仍然是鲁迅作品的实质”①。藤井省三将《故乡》研究分为两种类型，“事实的文学”和“情感的文学”②。还有学者把《故乡》视为鲁迅的精神家园，是其在城市中漂泊生活的精神慰藉③。更有研究者断言，《故乡》是“关于现代生存意义的叙事，似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讲叙一个再别故乡，重新发现生存方式的故事，也就是寻找内在家园的故事。鲁迅的《故乡》所建立的正是现代中国人不得不拥有的一个使过去和未来可能妥协的想象域”④。《故乡》给予了学界言说鲁迅思想的无限可能性，然而在这无限的言说中，究竟有多少真正走进了作品文本的“故乡”世界，去咀嚼和感悟鲁迅自己的生命之痛呢?“故乡”是什么?无非就是每一个中国人“过去”的“家”，无数的“家”汇聚起来，又构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由于鲁迅同所有中国人一样，都不可能割裂与故乡的精神联系，因此，小说《故乡》绝不仅是简单地批判或否定故乡，而是既有作者“失乡”后渴望“回家”的情感，也蕴含着如何在既有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重建精神家园的思考。 一、故土难离：失乡者的精神苦痛 小说《故乡》写于1921年1月，正值《新青年》阵营处于分裂的时期。鲁迅对于新文化运动不能善始善终，感到十分痛心。当胡适为《新青年》的前途征求意见时，他在1月3日回复说：“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⑤他还万般无奈地劝说胡适，“《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⑥。毋庸置疑，这一年鲁迅的小说创作，明显进入了低谷期，只有《故乡》和《阿Q正传》两篇。此后的《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不周山》等，与之前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相比，题材基本上从社会生活领域转回到个人生活领域。故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鲁迅写《故乡》时，“‘文变染乎世情’，正是‘五四’运动的落潮，使寂寞荒凉如古战场的新文苑散发出浓浓的泥土气息，弥漫着沉沉的乡愁情绪”⑦。这构成了小说《故乡》的写作情境。 关于“乡土文学”，鲁迅做出这样的定义：“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故给人最深的印象，则是“隐现着乡愁”⑧。以此来分析小说《故乡》是非常合适的。因为鲁迅当时就生活在北京，即像他自我嘲讽的那样，是“侨寓”在“异地谋食”，所以《故乡》的开头，便充满了浓浓的乡愁：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⑨ 学界向来都将这段文字，诠释为鲁迅对故乡的彻底绝望，而这种情不自禁的悲凉情绪，又极大地激发了他改变旧中国农村面貌的启蒙热情。从逻辑上分析，“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是因为“故乡”的“萧索”。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萧索”到底指什么?如果说“萧索”是指“故乡”的经济破败，则不符合历史事实。经济学界对此已经给出了有力的证据，1913年至1936年，是民国经济发展比较快的“黄金时期”，“农业增长最为迅速，是整个近代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⑩。尤其是绍兴所在的浙东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条件最好，一是因为自然资源优越，经济基础扎实；二是由于位置适中，具有全国少见的深水良港；三是因为商品经济历史悠久，人力资源素质较高(11)。“1840年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通商口岸，接着温州、杭州也先后成为商埠，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沿海，并逐步扩张到农村与内地，通过各种手段刺激多种农产品的发展，同时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兴起，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发展，杭州湾南岸慈溪、萧山以及沿海地区不断筑地围垦，新辟棉田、桑园、茶园面积也有所增加，主要农产品也都有长足的发展。至抗战前夕，农产品产量之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2)。因此，将“萧索”归结为经济问题，显然与实际不符，是说不通的。 既然“悲凉”视角中的“萧索”景象，与经济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鲁迅本人对此又如何回答呢?按照作品文本的叙述顺序，作者做了这样的说明：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这段画龙点睛般的绝妙语句，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我”记忆中的故乡，不同于现实中的故乡，这是因为“二十余年”的别离，导致“我”对故乡的记忆发生了巨大的错位；其次，“我”立刻意识到故乡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故乡本也如此”，变的只不过是“我”的“心情”，它直接影响了“我”对故乡的看法；第三，“我”此次回乡为什么心情不好?无非是要卖掉祖传的老屋，没有了老屋也就“远离了熟识的故乡”，以后只能是去异地谋食，成为一个灵魂的漂泊者。这三个要点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正是由于“怨恨”而使故乡呈现出灰暗色调，这是鲁迅内心世界强烈痛苦的集中表现。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故乡，那是每个中国人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鲁迅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故乡情结同所有中国人一样，不仅根深蒂固而且难以释怀。无论是早年去日本留学，还是后来到北京谋生，故乡和老屋都是他的挂念所在。在《戛剑生杂记》里，鲁迅写道：“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可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13)卖掉了老屋，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家园，故乡变成了一个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这是鲁迅始终无法接受的严酷现实。因出卖老屋而“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所产生的怨恨情绪，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有所表达。1919年，许寿裳写信问鲁迅，有无回乡定居的想法，他万般无奈地回答说：“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