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接触域外文明，学界过去关注较多的是日本、德国、俄国、北欧、东欧和“巴尔干诸小国”①，往往忽略鲁迅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比如鲁迅和意大利的关系就缺乏系统的梳理。其实主张“拿来主义”的鲁迅毕生“拿来”的范围几乎覆盖世界文明所有成熟形态(他还经常提到非洲等“蛮地”)，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以及和意大利现代文化关系密切的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也在他的视野之内②。 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去意大利，都是短期“壮游”(Grand tour)，如盛成(1922)、徐志摩(1925)、王独清(1926)、朱自清(1932)、李健吾(1933)等。更早还有晚清郭嵩焘(1879)和康有为(1904)。这些作家(以上括号内年份皆为他们游历意大利的时间)途中或回国之后都留下纪游作品③。鲁迅未曾旅行意大利，但他通过持续、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自始至终关注意大利，大量论文、杂文和翻译作品的序跋论及意大利社会、历史和文化，短篇小说创作、文学观念和语言思想、现代木刻艺术的提倡、宗教意识……都深受意大利影响，并在接受影响的过程中强烈凸显其看待域外文明的独特眼光。研究鲁迅与意大利文化这一个案，可以切实感受到现代中国文化巨人在建设本土文化时一刻也不放松地学习、审视、借鉴世界文化的恢宏气度。 一、鲁迅毕生关心意大利文化 先说三个小例子，略见鲁迅熟悉意大利文化之一斑。 第一例，是鲁迅的日本学生增田涉问鲁迅，张天翼小说《稀松的恋爱故事》中“瘟西”一词“不知指什么?”鲁迅给予详细答复：“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Leonardo da Vinci。张天翼常常乱写西洋人名，其实这不是好习惯”④。能够做出这个回答，前提固然是熟悉张天翼小说和张氏“乱写西洋人名”的习惯，但也必须对“西洋人名”有超出一般水平的了解，这样才能透过张天翼的“乱写”知道“西洋人名”究竟是谁。其次，这个回答可能并非借助词典之类工具书做出的，因为鲁迅很熟悉列奥纳多·达·芬奇，在杂文中几乎随手拈来：“Leonardo da Vinci非常敏感，但为要研究人的临死时的恐怖苦闷的表情，却去看杀头”⑤。虽然只涉及一个细节，却非常贴切——鲁迅想说的是，只有像达·芬奇这样“敏感”而又勇毅，中国文学家才能不辜负同胞的流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⑥，懂得“死尸的沉重”⑦，这才不至于和“死尸”一同沦灭。鲁迅小说和杂文不惮于描写各种暴力场面，虽痛心疾首，但态度与手法始终异常冷静乃至冷酷。这种“阴冷”的风格主要得自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的启迪⑧，但鲁迅显然也从达·芬奇那里获得了灵感和印证。 第二个例子，也是增田涉问鲁迅，郁达夫小说《二诗人》中“郎不噜苏”和“福禄对儿”是不是两个外国人名?鲁迅告诉增田涉，“‘郎不噜苏’即Lombroso，意大利学者。‘福禄对儿’即Voltaire(伏尔泰)”⑨。中国读者熟悉伏尔泰，而对“意大利学者”Cesare Lombroso一般还是颇感陌生，但鲁迅也并非查了什么工具书才这样答复增田涉，因为这位“意大利学者”对鲁迅来说关系匪浅。 第三个例子是鲁迅在1934年10月发表的《〈描写自己〉和〈说述自己的纪德〉译者附记》中特别告诉读者，“文中的稻子豆，是 Ceratonia siliqua的译名，这植物生在意大利，中国没有”。 鲁迅关心和熟悉意大利文化，当然不止上述三例。对意大利各时代文化的研究几乎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 从目前材料看，鲁迅最早谈到意大利是1907年撰写的《科学史教篇》：“法朗西意大利诸国学校，则解剖之学大盛；科学协会亦始立，意之林舍亚克特美(Accademia dei Lin-cei)即科学研究之渊薮也。”该文重要性在于很快就从意大利的科学进一步讲到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思想，尤其是启蒙时代世俗化和宗教改革进程中欧洲各国反对身处意大利的教皇，殃及池鱼，连意大利人也受到仇视：“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虽然，民如大波，受沮益浩，则于是始思脱宗教之系缚，英德二国，不平者多，法皇宫庭，实为怨府，又以居于意也，乃并意太利人而疾之。” 同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直接地谈到意大利文化：“意太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Dante Alighieri)，彼有意语”“迨兵刃炮火，无不腐蚀，而但丁之声依然。”意大利统一的基础是新的意大利语，尤其是为新的意大利语成立作出卓越贡献的诗人但丁——这虽然引自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却正是鲁迅当时的“确信”，所谓“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他还举果戈理为例：“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N.Gogol)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相比果戈理，更能启发中国文学界的却是但丁，因为但丁不仅创造了伟大的文学，还更新了“意语”，正是但丁的文学和“意语”共同保证了分崩离析的意大利终得统一。“五四”前后，胡适也曾借但丁之事阐述“文学改良”的理念，最终提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主张，这比鲁迅晚了十多年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