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7.08.028 在发表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青年鲁迅曾以“时时上征，时时反顾”写下他在危机时代对“今之中国”的忧思与展望：“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①这是一个典型的青年人的文字，忧虑中包含着热望，理性中孕育着理想。这篇文章如今已有110年了，而后来被尊为“鲁学”的鲁迅研究如从1913年4月恽铁樵在《小说月报》4卷1号发表《怀旧》的评论算起，也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面对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丰富而伟大的文化遗产，“时时上征，时时反顾”，在反顾中需求创造，我想仍然是不同时代不同青年学人一种同样的襟怀与心态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青年张梦阳在1982年开始其历时九年的史料整理工程《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青年王富仁在1985年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青年王晓明在1985年提出“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青年钱理群在1986年提出“心灵的探寻”，青年汪晖在1988年提出“反抗绝望”②……从20世纪到21世纪，这种“时时反顾”的脉络一路延伸下来，或隐或显，从未断绝。将鲁迅置于漫长历史与短促现实的自觉反思之中，尽管视野各有侧重，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莫不是借助鲁迅文学与思想来应因时代的挑战，或者说在时代的挑战中激活鲁迅文学与思想。同样，当一批批新的青年学者开始进入鲁迅研究时，他们首先面临的恐怕也都是相同的困惑与问题。在追问为何是鲁迅或者鲁迅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何在的背后，也仍然有一个继承传统与突破创新的学术史问题，这就是：鲁迅研究从何处来，鲁迅研究又向何处去? 2016年是鲁迅去世八十周年，学界在“反顾”百年鲁迅研究史的过程中，同样要面对鲁迅研究何去何从的问题。诸如郜元宝先生提出“打通鲁迅研究的内外篇”，孙郁先生提出“民间”“草根”之说，赵京华先生提出“再政治化”③，皆是一种反思的企图，也是一种突破的努力，试图提出问题，也试图给出答案。这些新说或议题，其中多涉及鲁迅研究文野之辨的层面问题。所谓文野之辨，笔者在此主要是用来指代鲁迅研究所聚集的学院与民间两方面的力量。文的鲁迅像在学院，野的鲁迅像在民间。这两者之外，则还另有一种官方鲁迅像，代表权力意志与意识形态力量。三者有不尽相同的关注，有不尽相同的语言，所塑造的鲁迅像自然也不尽相同。不过，不尽相同，并不意味着绝然对立，三者之间有分歧、有冲突，也有对话、有协商，由此，百年鲁迅研究史才会共筑出一种复杂而多维的想象共同体。相较而言，学院研究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学理关怀，不同于民间研究的自由自在，也不同于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是最具有“时时上征，时时反顾”的自我反省意识的。因此，无论是“打通”说、“民间”说，还是“再政治化”，其说或异，其旨乃一，都是有感学院之弊，欲从学术视野解决问题的。 “学”而有“院”，顾名思义，学术可以超越现实生活，在书斋里创造理论。学术要高于现实、实现理论创造，乃是学术的使命所在，本来无可厚非。不过当学院堕入末流，就会有坏的体制与恶的积弊。超越现实变异为脱离现实，理论创造变异为理论教条。对学院的期待与不满，系乎一线之间。学院病的恶果是，让学术研究堕落为一种丧失了思想与现实活力的知识生产，一种中世纪的古老的经院哲学，繁琐、教条、朽腐、平庸、封闭、保守，与时代脱节，与现实背离。那么鲁迅研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而且积弊甚深。早在1988年，汪晖先生在其《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中，就称“‘鲁学’犹如一座肃穆的‘古堡’”： 有人不无揶揄地把“鲁学”说成是“古典研究”，因为尽管认真而严肃的研究者不断地为这个“古堡”添砖加瓦，并激烈而执拗地争论着它的内部结构的合理性(如“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问题)，但这一切都并不包含着它曾经拥有的那种对未来与当代的自觉认识与判断，因而它无法参与当代思想与文化的最重要潮流。鲁迅内部的分歧与辩驳由于不再构成与当代生活的对话关系，从而无情地被抛入“古典的”范畴。④ 在汪晖看来，当鲁迅研究开始丧失与当代生活一系列问题进行对话的能力时，就会被无情抛入“古典”的范畴，陷入深深的危机。如果说汪晖的忧虑来自于1980年代意识形态决定论对思想解放的束缚，那么随着1990年代政治激情与理想主义的消退，“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成为一种新的风气。所谓的学术兴盛有如清儒家法的畏害避世，它事实上加深而非缓解了学院派的危机。没有思想的学术，没有学术的思想，都是无法想象的。正如邓晓芒所批评的，鼓吹“纯学术”之流，臆想从陈寅恪、吴宓等人的书斋生活中寻求“学术独立”和“人格自由”，不过是借以“掩饰思想的贫乏和信仰的丧失，满足于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⑤。21世纪随着消费主义的裹挟，鲁迅百年前的忧虑处处可见：“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⑥，商业化、职业化、数字化带给学院体制“弊果益昭”，鲁迅研究亦无法幸免。学术过于精致的技术主义问题，尚可克服，学人过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则无法可想。 鲁迅曾身在学院，著述多种，对学术自是敬重，晚年身在学院之外，仍有著书立说、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与中国文学史的念想。但同时，鲁迅显然反对学术以丧失现实感为代价，沦为书斋里的学问。他在1926年给许广平的信中直言：“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⑦同样，鲁迅也不喜欢那些躲在象牙塔或蜗牛庐里的学者名流。鲁迅描述心目中的太炎先生，云其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⑧这些评述，近于自道，何尝不是鲁迅自己的眼光与选择。鲁迅从青年时期以来便以“精神界之战士”期许，这意味着“鲁学”亦不能停留在书斋里的学问阶段，而必须应对类似“娜拉走后怎样”的现实问题。满足于细碎的饾饤之学与寻章摘句，丧失更大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这样“不撄人心”的鲁迅像恐怕只会离鲁迅越来越远。正是因为担心青年人没有丰富复杂的岁月磨砺与生命体验，从而可能在接近鲁迅的时候远离鲁迅，钱理群先生在与70后学人的对话中呼吁青年学者要“走出书斋”：“他们成长与生存于学院里，如何‘伸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如何建立和保持与底层社会的联系，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⑨诚如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