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7)07-0174-09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7.08.024 鲁迅研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依托着特定的时空体系，但研究者往往对此习焉不察，以致陷入困境而不自觉。事实上，今天的鲁迅研究正在区域视野中日渐封闭和保守，以致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所以有必要对此展开反思批判，进而寻求新的研究视野。 一、“追赶”的中国视野 鲁迅研究自一开始，就是在“中国视野”中进行的，最早的研究者都在文章中强调鲁迅小说“是改造国人的思想生活道德的先锋”①、“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②、“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③。这种区域定位的出现，是晚清时空观念剧变的结果，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发现了“世界”，被迫从“天下帝国”向“民族国家”转换，即黑格尔所言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④。如此一来，东方/西方就从空间的区域并置关系，变成了传统/现代的时间追赶关系，由此建构了一个“西方=世界=现代”、“中国=区域=传统”的时空模式，在此视野中，中国只能作为一个落后的、区域性的“他者”，走向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历史”进程。 黑格尔不仅提供了一个历史发展的目的论叙事，也提供了区域走向世界的方法路径，他将“民族国家”视为绝对精神的代表和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对于落后区域来说，民族国家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力量，它既是走向现代的必要工具，也是反抗殖民的解放武器。所以，我们看到鲁迅研究最早的两种主导性范式，都特别看重鲁迅在“改造国民性”、建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启蒙范式视鲁迅为“民族魂”和“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重在发掘鲁迅身上的“18世纪的启蒙主义”，“几乎不加怀疑地认定，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⑤；而革命范式则视鲁迅为“新中国的圣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也就是“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镜子，而追赶的目标则从欧美变成了同样属于西方的苏联。 更关键的是，这两种范式都是单线进化的、一元目的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区别只在于模仿目标、解决路径和领导主体的差异。这种“中国视野”强调的是世界历史大潮不可阻挡，思考的核心始终是如何追赶西方才能走向现代的问题，“前景预设是充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而“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必然产生的负面，则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观察与思考视野”⑥。如此一来，不但鲁迅和中国成了西方的学生，充满了迟暮引发的焦虑和汇入世界的渴望，而且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忽视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殖民，这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中国”追求的不过是一个强国逻辑，“文学”与“人”只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 二、“抵抗”的东亚视野 1990年代以后，迅速传播的西方“现代性”理论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依据，它一方面解构了启蒙、革命等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也批判了现代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这都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并从根本上进行‘前提的追问’：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看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模式)?什么是我们(中国，东方国家)所需要(追求)的现代化道路(模式)?”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多元现代性开始主导学界的思维，进而将汪晖的鲁迅研究推到了中心位置，因为他将鲁迅的思想源泉从18世纪的启蒙主义挪到了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思潮那里，着力将鲁迅塑造为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物”⑧。 汪晖的研究深受日本学者竹内好的影响，他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竹内好从鲁迅身上，发现了“绝望”和“抵抗”的悖论关系，即“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⑨，他由此提炼出一种叫做“东洋的抵抗”的精神，以此来批判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奴性盲从问题。不难看出，竹内鲁迅是典型的“东亚视野”，其核心则是一个“主体性”问题，他从鲁迅身上看到的“东亚现代性”，其实是日本“近代的超克”思想的异域投射，但由于它契合了反西方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中国语境，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强势崛起，“东亚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中国中心主义”这些主体性言说获得了各方的认同，不同群体都不难从这种“现代批判”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但必须指出的是，“近代的超克”实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理论基础，它旨在强调日本作为亚洲的先驱，有义务带领整个亚洲摆脱旧的中华帝国导致的落后状态，赶超欧美的现代文明，同时保持一种东亚的独立性。显然，“东亚视野”其实是一个“黑格尔的紧箍咒”的反向版，它在将“现代批判”和“西方批判”划等号之时，也将东亚从西方的“他者”再造为新世界的“主体”，实现了“东亚=世界”“西方=区域”的时空置换。但是，“东亚现代性”的内核是什么?它提供了什么样的现代文明新方式?我们却发现倡导者除了在“抵抗”西方这一点上有共识之外，所有“另类现代性”的内涵都言说模糊，甚至“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变成了反现代，“相互主体性”变成了互不干涉各自发展，用来替前现代文化和特殊发展模式做合法性辩护。 所以，“东亚现代性”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现代理论，它长于解构弱于建构，明于反“全盘西化”昧于“充分世界化”，虽然它敞开了新的可能性，但由于跳不出特殊文明论，所提供的替代性方案就有着民族主义和新霸权主义的危险，甚至以反殖民的方式抹杀了西方现代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