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是中国现代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文学受日本新感觉派影响颇多，被称为中国的横光利一。然而，关于穆时英与日本知识阶层的实际交往过程及战时日本文学界对穆时英的理解与认识，却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1940年，穆时英遭暗杀前数月，曾与日本文学界有过短暂而频繁的交流。遭暗杀后，以横光利一、片冈铁兵为首的数名作家于杂志《文学界》发表了穆时英追悼特辑。此外，菊池宽也在杂志《文艺春秋》及《华文大阪每日》上分別发表了日文及中文的追悼纪念文，评价穆时英为“中国人的知己中最亲近的”一人，并提及与穆时英一起组织所谓的文艺团体“中日文艺家联盟”的计划。 日本文学界兴师动众的追悼，仿佛体现了与穆时英之间深厚亲密的交谊，以及对穆时英的认可与重视。然而，细读日本文学界的每篇追悼文时却不难发现，执笔作家中除横光利一以外，几乎无人读过穆时英的作品，更不知其作品其实早有日文译介。日本作家与穆时英的交流其实也多为一两面之缘而已。在这种程度的相互了解之下，日本文学界对穆时英兴师动众的追悼活动，以及企图组织的所谓文艺团体“中日文艺家联盟”，其背后的真正意义也耐人寻味。 因此，本文以战时日本知识阶层对穆时英“大肆追悼”的表象和“相知甚浅”的内实之间存在的反差为契机，通过理清穆时英与日本文学界交往的细节以及穆时英作品的日文译介情况，探究战时日本文学界对穆时英的理解，及谋求与沦陷区建立所谓“文艺联盟”、实施所谓“文化提携”的一个侧面。 一、中日两国对于穆时英生平的探讨 由于本文并不具体分析穆时英的文学作品，在此想着重整理一下关于穆时英生平及包含文学作品以外的侧面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最初开始介绍中国新感觉派及穆时英的是严家炎的《新感觉派小说选》①，此后李今的《穆时英年谱简编》②首次针对穆时英个人，整理了较为完整可靠的年谱，为此后的穆时英研究提供了极大便捷。但由于仅仅是年谱，对于很多具体事件的描述并不详细。2015年出版的新著陈海英的《民国浙籍作家穆时英研究》③，是笔者目前所看到的唯一一本关于穆时英个人的专著。但遗憾的是，作者似乎并未关注穆时英与日本方面的往来情况，参考文献中也无日文相关文献。此外，十分值得瞩目的还有关于穆时英的新论解志熙的《“穆时英的最后”——关于他的附逆或牺牲问题之考辨》④一文，文中首次明确考证了穆时英遭暗杀之谜，即穆时英在抗战时期作为“中统”安排在汪伪阵营里的卧底、随后却被“军统”误杀的说法，并指出穆时英确实是真心投靠汪伪政权，所谓穆时英冤死的“冤案”，乃是一个流亡的双面特工因不甘寂寞而精心编造的谎言。解志熙的研究成果也为本文探讨穆时英遭暗杀前夕与日本文坛频繁交流过程中其真正的政治立场提供了重要支持。 日本方面，由于穆时英在日本学界并不算十分热门，至今未见关于穆时英的博士论文或专著。钱晓波⑤全面比较了中日新感觉派，但由于穆时英英年早逝等原因，在论著中只占较小部分。除却一部分考察分析穆时英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外，值得关注的还有铃木将久⑥，铃木首次将穆时英的政治生涯纳入研究视野，将穆时英的政治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与本文相同的，铃木将久该著作的后半部分亦关注穆时英自加入汪伪政权至遭暗杀这段期间。然而比起与日本方面的接触，铃木更关注穆时英自身的选择，以及其对文艺表现的实践与政治权利的关系。 二、穆时英作品的日文译介情况 穆时英的文学受日本文学影响颇深，在刘呐鸥、施蛰存等同时代作家的日记、回忆录中，均记载有穆时英阅读日本文学的中文翻译，以及模仿日本文学进行创作的相关记录。然而相反的，穆时英的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却鲜有研究关注。整体来看，穆时英在日本的知名度不高，其文学作品至今仍然少有日文翻译。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早在三四十年代，即穆时英原作发表的几乎同年代，即有数部作品被译为日文，一度获得了日本文学界一定的关注。本节将梳理穆时英作品的日文译介情况，并着重分析当时日本文学界对穆时英文学的评价和态度。 穆时英的文风在30年代开始由深受日本影响的新感觉主义，向施蛰存等中国现代派作家所擅长的新心理主义转换。在这一时期，穆时英写作而成的两部短篇小说《黑牡丹》⑦《街景》⑧，在其中文原作发表后，迅速得到日本出版界的关注，被翻译为了日语。关于《黑牡丹》《街景》的日文译介情况，李征⑨有如下考察： 《街景》发表后一年即1934年初，由文化集团社的《文化集团》(二卷二期)及世界文学社的《世界文学》(一卷一期)，几乎同时译介到了日本。《黑牡丹》则于1940年8月，由河出书房的《知性》(三卷八期)进行了译介。即使不读同杂志所刊谷川徹三著《关于穆时英氏》一文也能明白，这篇翻译是为了纪念穆时英于上海遭到暗杀所刊载的。此外，横光利一在上文(笔者注：横光利一《穆时英氏之死》)中提及“知性八月号所载《黑牡丹》这篇短篇”为加藤淑郎所译。 (李征1994：218-219原文为日语笔者译) 李征以上述引用部分作为整篇论文的结尾，对穆时英作品的日译情况仅仅提供了基础信息，并未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但其对穆时英同时代的译介情况所做的最初的整理，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