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2-0091-07 何其芳是一位横跨现当代的诗人，从阅读传播维度看，他既是诗人也是言说话题，是一个超越文学、诗歌而具有文化史、思想史意义的个案。1930年代，他登上诗坛，诗集《预言》以华丽唯美的风格赢得广大青年读者的认可；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诗集《夜歌》里用诚挚的热情讴歌光明、诅咒黑暗，呈现出热烈、奔放、质朴、明朗的特点。何其芳创作风格的转变引起了人们对其前后期诗歌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不同评价。长期以来，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预言》在艺术上更精致更有创造性，而延安时期的作品则是“思想进步，艺术退步”，后期诗歌的成就不及前期，这就是“何其芳现象”。①那么，以思想与艺术二元对立的思维所进行的判断是否符合诗艺发展的本质规律呢?“何其芳现象”是否客观存在呢?通过大量的选本统计和史料分析，我们发现何其芳后期诗歌在选本中受欢迎度依然较高，因此，从主观上得出的何其芳后期诗歌不及前期诗歌的结论，恐怕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所谓的“何其芳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文学接受现象，它涉及到历史语境、阅读期待与诗学观念等问题，关涉着文学经典化的生成机制。本文将从选本维度考察何其芳前后期诗歌的传播接受情况，描绘出何其芳诗歌经典化的历史脉络，揭示不同历史阶段对其前后期作品不同态度的原因，从传播维度为重估“何其芳现象”提供依据。 通过“读秀”搜索和图书馆馆藏查询方式，本文较全面地收集了各个时期文学选本收录何其芳诗歌的数据，以最早收录何其芳诗歌的选本即1941年沈阳秋江书店出版的《古城的春天》(赵晓风编)为始，以201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百年新诗选》(洪子诚、奚密主编)为终，共有219个选本选录了何其芳诗歌，总计54首。 何其芳一生共创作130余首新诗，以1938年赴延安为界，前后期创作的诗歌数量大致相同。219个选本所收录的54首诗，属于前期的诗作37首，后期17首。其中，入选总频次最高的三首诗歌是《预言》《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在这三首诗中，《预言》是前期作品，而《生活是多么广阔》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则属于后期，说明选家在遴选时同时关注到何其芳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从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预言》与《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这两首诗呈现出迥异的艺术品性，但它们为何能够共同吸引选家的目光呢? 在219个选本中《预言》入选93次，其中普通选本55次，高校教材38次；《生活是多么广阔》入选80次，其中普通选本25次，高校教材入选55次；《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入选50次，普通选本和高校教材各25次。这三首诗如此频繁地入选，与它们都符合青春写作的特征有关。《预言》用细腻婉约的笔触、华美内敛的风格展现徘徊在人生歧路上的年轻人的苦恼和迷茫，引发青年人的情感共鸣。《生活是多么广阔》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则同样写出了年轻人的心声，只不过时代语境发生变化，此时诗人所表现的不再是沉迷于爱情里的痛苦与彷徨，而是歌唱生活、拥抱希望，用欢快的语言、明朗的节奏，赋予亲切的人情味，给予鼓舞人心的力量。无论是咀嚼忧伤，还是表达快乐，何其芳都以一颗赤诚之心去热烈地书写青春，因此，在不同的时代里，何其芳所唱出的“青春之歌”都能够在社会上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深受年轻人热捧。此外，这三首诗在1950年代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里先后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它们在普通读者当中的传播度。 另一方面，何其芳前期诗歌入选普通选本的频次要普遍高于高校教材，而相反的情况是，其后期作品入选普通选本的次数则低于高校教材，这说明，普通选本和高校教材编选者的评选标准存在着明显差异。普通的诗歌选本在编选时多是从诗艺审美的角度去对诗人的作品进行取舍，出于对社会上广大读者的欣赏水平和阅读习惯的考虑，选家着重考量受众群体对于诗歌情感艺术的接受度后，多会遴选出具有丰富内涵、唯美形式和纯粹情感的作品，因此何其芳前期诗歌自然成为首选。比如写于1932年的《花环》一诗，被普通选本收录22次，高校教材选本则无一编选。相对于普通选本而言，高校教材不仅有艺术审美角度的考虑，更要从文学史的立场挑选诗人诗作。通常而言，文学史的选编标准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优秀诗人与艺术性较高的名篇佳作；二是诗艺水平不高，但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特定历史贡献的诗人及诗作。何其芳后期既有体现思想转换后矛盾和痛苦的作品，也有直接反映时代变化、歌颂革命和新生活的诗作。《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入选高校教材选本15次，明显高于普通选本的5次，该诗创作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全诗抒发了对新中国的礼赞，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情感激昂却诗味不足。可以说，选家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收录此诗，这首诗作为新中国初期诗坛的颂歌代表而载入诗歌发展的史册。 虽然《预言》《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三首诗在选本中入选频次较高，但它们并不是何其芳最为满意的作品。对于以《预言》为代表的前期诗歌，他曾做过自我批评：“那个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②即使1938年之后，何其芳诗歌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他对写于延安时期的《夜歌》仍不满意：“我这个集子，把它放在它所从之产生的时代的背景上来加以考察，它的内容仍然是很狭窄的，而且仍然是显得落后的。但在我个人的写作经历上，比起《预言》来，它的内容却开展得多，也进步得多了。”③对于诗歌的自我评价，何其芳采取谨慎的态度，仅承认《夜歌》取得了有限度的进步，但仍与时代的要求相距甚远。何其芳在创作上的自我否定是出于政治标准而非艺术标准，认为只有思想进步才能真正带来创作水平的提高，这无疑是把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可以说，从何其芳本人开始，便表现出诗歌评价标准的政治化倾向，以致后来的选家在选评何其芳诗歌时也自然受到诗人本身言说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