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9日，上海出版的《社会新闻》第三卷第十三期登出一篇署名“粹公”的文章，题为《张资平挤出〈自由谈〉》。①全文如下： 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②，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③他不是同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Q”的伙伴了。 据《自由谈》主编人黎烈文开革张资平的理由，是读者对于《时代与爱的歧路》一文，发生了不满之感，因此中途腰斩，这当然是一种遁词。在肥胖得走油的申报馆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块钱，买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纸簏，但在靠卖文为活的张资平，却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惨，他还得见见人呢! 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担任的，即使鲁(?)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问题是这样的，鲁先生为了要复兴文艺(?)运动，当然第一步先须将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评曾今可张若谷章衣萍等为“礼拜五派”之举；张资平如若识相，自不难感觉到自己正酣睡在他们榻旁，而立刻滚蛋!如无十洋一千使他眷恋着，致触了这个大霉头。当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还是徒刑呢! 在张资平被挤出《自由谈》之后，以常情论，谁都咽不下这口冷水，不过张资平的阘懦是著名的，他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们斗争，而且也不敢同他们摆好了阵营的集团去斗争，于是，仅仅在《中华日报》的《小贡献》上，发了一条软弱无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红萝卜须》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组成的文艺观摩团，将大批移殖到《自由谈》来。④ 此文后来被鲁迅录入1933年7月写成的《伪自由书·后记》。作者或有为1933年沪上文坛“立此存照”，以便后人研究的意思。然而，仔细想想，其意义恐怕又远不止于此。留待后面讨论。 由于“粹公”的文章写于80多年前，有特定的写作语境和受众，而《鲁迅全集》里，作者“录以备考”的文字，一般也不加注释。如今即便是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多数未必明了上文所说的那些人与事，那么，进一步解开鲁迅录入这篇劳什子文章的用意，势必更加不知所措。欲知其详，先要上溯到始于1932年秋冬之间《申报·自由谈》的革新与改版。 一、《自由谈》换帅，黎烈文替下周瘦鹃 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最早的一份老牌报纸，《自由谈》是她的副刊，1911年创办，每天随日报发行。这是一个文化休闲专刊，主要刊登言论、散文、随笔、小说等，以思想性、文艺性和休闲性见长，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也是大众表达思想和传播舆论的公共文化空间，受众群体异常庞大。 殖民统治时期的上海，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和建设，到20世纪30年代，工商业飞速发展，市场活跃，经济增长迅猛，文化产业高度繁荣，尤其是流行文化所宣扬的物质主义的颓废思想和享乐意识，以时尚的外壳作掩饰，恣肆泛滥，无孔不入，人的存在完全以物欲满足为鹄的，主体意识从根本上被消蚀，民族文化的价值内涵被抽空、解构，都市人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成了大众流行文化追求的新潮流、新时尚。 革新前的《自由谈》，基本延续晚清民初的消费文化思潮，所发表的作品，十有八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文字，品味和格调与“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同属一路，面目酷似1921年前未改版的《小说月报》，尤喜缠绵悱恻、吟风弄月的篇什。这些，即是当今被称之为文化休闲的软性读物。尽管其思想贫乏，内容空洞，却深得《自由谈》的喜爱。主笔政的周瘦鹃，号称“礼拜六派”的巨子，陶醉其间，执迷不悟。文学革命兴起后，新文学家们对“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掌控的《自由谈》颇有微词，一直想给其注入新鲜的空气，一洗其陈腐霉烂的气息。 而且，从时代氛围而言，20世纪30年代，恰逢其时。新文学由草创时期的贫瘠走向繁荣和兴旺。再者，沐浴着五四新思潮成长起来的文化消费群体，其人生价值的追求，迥异于科举制下故作风雅，偏爱吟风弄月，惯于无病呻吟的旧式文人。这一新的社会群体，大都以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为人生鹄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的现代意识空前高涨。因而，阅读的旨趣、文化消费的趋向，随之转换。民国初年的期刊，不少已经脱胎换骨，探索新生。譬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创刊比《自由谈》稍早，原先也是“鸳鸯蝴蝶派”的地盘，1921年经过革新改版，由茅盾担主编之责，成了发表新文学创作、评论和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最重要刊物之一，颇受读者欢迎。而附属《申报》的《自由谈》却仍在唱着几十年不变的老调子，继续沉迷在暮气沉沉、蜂飞蝶舞的陈腐氛围中。 思想新潮的《申报》老板史量才，是一个富于文化理想的民族实业家、中国报业大亨，酝酿《自由谈》改版的事已有多时，他期待有个能量大、思想前卫的青年才俊给《自由谈》注入新文化、新思想的酵母，使之融入时代洪流，参与新文化的建构。但他又不愿因此失去品味不高、趣味守旧而数量可观的老派读者，心里反复掂量的是怎样才能将他的“以老品牌稳住老顾客，以新文艺吸纳新读者”的办报策略成功落地，实现商业竞卖与创造新文化共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