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7)06-0001-09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历史的叙述，现在通行的叙述方法，就是依照时代发展的顺序，从1920年代讲到30年代再讲到40年代，历史时间成为贯穿性的叙述脉络，形成了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式的线性体例结构。历时性叙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般性的叙述成规，也是中国历史的传统的叙述方式。这种历时维度的叙述方式，符合历史脉络发展的本然性和时间线性演变的逻辑。但是，假如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状况及其特殊性，对于现代文学30年的叙述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也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来叙述其发展和演变，这样的叙述甚至可以跳出习惯上的时间叙述所带来的进化逻辑的困扰，从而获得新的叙史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空间叙述，也就是当代学术界常说的“空间迁移”问题。现代时期鲁迅、沈从文、苏汶等人的有关“京派”、“海派”问题的论争，就涉及文化中心及其南移问题；当代时期，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黄万华的《京派的终结和战后中国文学的传统》、张林杰的《文化中心的迁移与30年代文学的都市生存空间》①和陈引驰的《地域与中心：中国文学展开的空间观察》②等著作和文章，都从文化“空间”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变迁，对文化中心迁移和机理等进行了论述，大体认识到了文学中心与文学生成的关系，注意到诸如上海、重庆等对于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生成作用。同时，很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诸如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在叙述抗战时期的文学的时候，也经常地会由历时叙述转为空间叙述，如将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分为“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这显然也是一种空间叙述的不自觉的尝试。③ 但是，上述的论述大多比较注重北京文化中心向上海文化中心的迁移现象，而对于上海文化中心向重庆文化中心的迁移则注意较少。不过，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局限于单一的某一时期的文化中心，如北京或上海或重庆，也缺少对于整个民国时期文化中心与文学生成关系的考察，缺少对于文化中心迁移所带来的文学风貌的整一性和变化的考察；但这恰恰说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文化是以文化中心为存在样态的，而现代文化和文学所寄身的文化中心主要的就是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和重庆。同时，虽然系统的、总体性的论述还未出现，但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大体能够从宏观上窥见现代文学史演变的空间逻辑：北京、上海、重庆三个文化中心，分处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线性历史中的三个有着前后顺序的“点”；我们把握住这三个“点”(空间)的顺序，其实就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线索的叙述。 本文主要汲取了已有的文化中心与文学史关系的研究成果，重点论述文化中心与文学生成的关系，主要立足于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运用宏观政治学、文艺社会学和文化场域理论，探讨在民国文化背景之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的特点，尤其是文化中心对于现代文学的生成作用，以及文化中心的迁移对于文学史发展的影响；从而建构一个空间与时间相结合的以空间线索为主导的文学史叙述模式。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空间样态与文学经验的生成 文化就是人类的创造物。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④它包括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活动。广义的文化由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等四个层次构成。⑤在文化的发展中，文化中心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的“文化中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相对集中的区域。它对于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但具有凝聚作用，而且具有生发和放射作用；它犹如文化的孵化器，不但孵化着文化，而且还起到保存和传承文化的作用。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一般发展状况来看，文化中心大多为首都或首府。例如法国的文化中心是巴黎，英国的文化中心是伦敦，而俄罗斯的文化中心是莫斯科。但也有例外，如美国的文化中心并不是其首都华盛顿，而是纽约。一般来说，文化中心大多是首都或与首都毗邻的区域。文化中心往往与政治经济中心共生，也就是说文化中心城市一般也都是政治、经济中心。 在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社会中，中国每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往往都在帝都，如汉唐两朝的文化中心是长安，南宋的文化中心是首都临安(杭州)，明清时代是北京。因为权力的中心在长安或北京，那么以权力为最高追求的文人知识分子也都汇聚到这里。 中国帝王时代的集权文化导致文化中心在资源上的优越性，这形成了它对于知识分子的强大向心力。在特定的文化中心，文学资源富裕值最大化。文化中心的场境有利于生活经验的文学化处理，有利于文学经验的交流与积累，也有利于文学产品的生产和营销。而相反，在各个地方由于资源的向心集中，地方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也就处于相对的贫乏状态，这很显然不利于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唯一性的文化中心及其所提供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为文学想象和文学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民国时代，中国虽然摆脱了帝王的统治，中央集权也因军阀割据和频仍的战乱而有所削弱，但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模式、文化中心与文学生成的关系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当北京、上海文化繁荣鼎盛的时候，各个地方的文化和文学生活依然极度贫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