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8.01.05 一、文章与背景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932年12月)是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篇重要文章，最初发表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的第1卷第5/6期合刊，即该刊遭查禁前最后一期，后收入鲁迅的《南腔北调集》(1934)。 这篇文章原是鲁迅给《文学月报》当时的编辑周扬(1907-1989)的一封公开信①，内容主要是针对《文学月报》第4期芸生(邱九如，生卒年不详)的讽刺长诗《汉奸的供状》②。这首诗是攻击胡秋原(1910-2004)的，鲁迅认为诗中一些表达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意识很有问题。例如，拿胡秋原的姓作为嘲笑的对象，鲁迅认为有封建意味。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诗中用粗言秽语骂人，令人“不堪”，又以杀人恐吓，极不应该。鲁迅认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③。 这篇文章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经典之一，大约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1940年，由张闻天(1900-1976)与刘雪苇(1912-1998)合作编注、以解放社名义出版了《鲁迅论文选集》，里面便收录这篇文章④。1944年，周扬收集革命导师和领袖对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编成《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在延安出版，里面也节选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⑤。张闻天和周扬看中鲁迅这篇文章的意义，并非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偶然巧合，其实跟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有密切关系。 1931年12月开始，胡秋原和苏汶(戴杜衡，1906-1964)批评左翼文坛，提出“文艺自由”和“第三种人”的主张，引来冯雪峰、周扬、瞿秋白、鲁迅等人的批评，一般被称为“文艺自由”论争。苏汶将约截至1932年11月的有关主要文章编成文集，取名《文艺自由论辩集》。这场论争历时一年多一点，左翼评论者前后态度有所变化，初期是对敌政治批判，用词比较尖锐，后来则是对“同路人”的批评与“帮助”，态度比较温和，原因是张闻天提出批评。 1932年11月，当时在上海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的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批评左翼文艺运动排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第三种人”，“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认为对他们不应该“谩骂”，而应“说服与争取”⑥。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其实是响应中共试图改变党内关门主义状况的努力。 当时是“左联”上级中共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书记的冯雪峰⑦，自然知道张闻天的意见，了解到“左联”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需要检讨和调整。据说，他看到《汉奸的供状》后，向周扬提出批评，周扬不接受他的意见，两人吵了一架。冯雪峰于是请鲁迅写文章，鲁迅“从公意”写成《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不料文章刊登后，立即招致四位党员盟员首甲(祝秀侠)、方萌(田汉，1898-1968)、郭冰若(钱杏邨，1900-1977)、丘东平(1910-1941)联名发表文章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⑧。冯雪峰请鲁迅写文章显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跟鲁迅与“左联”多数党员盟员一开始就存在的矛盾有直接关系。 当初鲁迅参与成立“左联”时本来就属于少数⑨，之所以能维持“左联”精神领袖地位的原因，主要是冯雪峰和瞿秋白的支持。瞿秋白把鲁迅当成亲密同志，而冯雪峰认为鲁迅是“左联”的“首脑”，是“革命文化战线”的“主帅”⑩。不过，“左联”多数人对鲁迅仍有看法。茅盾就指出鲁迅“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11)。并未得到多数人支持和拥护。《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遭抨击后，鲁迅提出质问，竟然“不得要领”(12)，就是上述处境的最佳说明。事实上，首甲事后在检讨“左联”时，还在批评鲁迅的《三闲集》是“反左联反无产阶级文学”，而“左联”不作批判，是“偶像观念”和“情面主义”对老作家的“优容”，是“右倾毛病”(13)。 为了纠正“左联”的关门主义，冯雪峰除了请鲁迅写文章，还于1933年1月发表两篇文章，其中《并非浪费的论争》一篇由瞿秋白代笔，公开承认并纠正“左翼文坛”的“左倾宗派主义”，改变对“第三种人”的敌对语调，并提出“联合”的期望(14)。瞿秋白也曾设法声援鲁迅，留下一篇手稿《鬼脸的辩护》(1933)，批评首甲他们对鲁迅的攻击。这篇文章应该也是应冯雪峰要求而写的，但不知何故，当时没有发表(15)。冯雪峰又介绍国外联合“同路人”的文章，又把张闻天的文章稍加处理，将署名改成“科德”，转载于1933年1月15日出版、由他主编的《世界文化》(16)。经过他的一番努力，情况才表面上得到改变。 二、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产生及其遭遇，虽然有中共试图改变关门主义的政策调整的原因，但基本上是鲁迅在“左联”的尴尬地位，以及由此牵连到的“左联”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冯雪峰和周扬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