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是一种议论、叙事兼备的散文文体,就文学分类而言,它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序跋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自《诗》之《大序》滥觞以来,就成为著作者自觉写作、构成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绵延两千多年,形成了为书籍写序跋的书写传统。明代学者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辨析序、小序、引、题跋等文体时说:“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①除列于全书之首或尾的“序跋”,尚有位于单篇之首或尾的“序跋”,如此考量的话,更是数不胜数。 晚清时期,随着近代传媒的变革,机器印刷带动报刊和平装书业的兴盛,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序跋这一文体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与形式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激增与繁荣。其中,汉译文学序跋的大量涌现为这一文体增添了一种新类型,其载体也从书籍发展到报刊。 作为汉译文学作品的导引与题后,序跋当然与汉译文学的出现如影随形。虽然汉译文学的产生最早可以从汉末以来文学性很强的汉译佛典说起,并且近代西方传教士为宣传教义也与中国文人合作翻译过《圣经》,以及具有宗教色彩和训诫的小说与寓言,但若将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现代事件、一场运动的发生来考察,恐怕就不仅仅是在国内外历史遗存中打捞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更需要关注的是它何时、为何能够批量出现,蔚为大观。这不能不追溯至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战败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的迷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策动朝廷,为变法图存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的运动。维新派试图以西学“讲通”醒世觉民救国之理,诉诸其政治目的的号召和策略是现代汉译文学得以在中国落地生花最具有决定性的推动力,从而使之成为全民性的思想启蒙和维新运动的重要一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界将由此开启的整个20世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翻译活动概称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现代汉译文学的兴起及发展正是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运动发生的整体把握,以及搜集、整理汉译文学序跋的数量规模问题,《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以下简称《序跋集》)仅辑录单行本序跋,包括前记、引言、绪言、弁言、编言、凡例、赘言、附记、题词等可统称为序跋的文字。另外,考虑到作者评传及附录文章等可反映编译者的意图及时代信息,也一并收录。上限从甲午中日战争之际开始搜寻,目前发现最早的附序出自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为传泰西“新法养民之道”而汉译,广学会于1894年出版的美国作家毕拉宓(Edward Bellamy)的《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下限止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从大半个世纪的译作数量和附有序跋的比例来看,大约有近一半的文学译作写有序跋。由于译序跋是译者阐发其翻译思想和实践的重要文体,是触摸译作产生及其接受之历史语境的重要史料来源,学界已有多人呼吁将其作为翻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和独立的研究对象。但碍于译本序跋散布于各种汉译文学单行本而难以尽览,至今只有林琴南、鲁迅、周作人等个别大家整理成册,其他均如一盘散沙。《序跋集》经过编者广泛的搜罗,从清末至民国时期五十年间出版附有序跋的2000余种译作中,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总共辑录了近3000篇序跋,约450万字,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序跋文类的历史文献长编。 一般而言,序跋虽是非常散漫的文体,但“言其作意”,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命题;而译序跋,言其“译”意,同样是普遍做法。与相应时期的翻译书目相比,虽然《序跋集》并不能包罗汉译文学的全景,但显然它是翻译家完成译事之后的“即时”抒写,是其融汇中西、直抒胸臆的方便载体,直接记录着为何翻译、怎样翻译、翻译心得、对原作者作品的阐释与评说,乃至译事缘起、经过、出版、传播等重要而丰富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它主导着外国原语文学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与评说。虽说仅据《序跋集》尚不足以究译事之源流,但同一时期大量译序跋的汇集却可以凸显时代主潮及其流行观念。尽管半个世纪算不上历史的长时段,但近代以来出版数量的巨大以及学科的专门化发展,都使研究者难以获得近现代史的贯通视野,《序跋集》正能够从一个侧面系统地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套中时段的历史文献,以纵观其流变和脉动的轨迹。 对20世纪的回顾与反思从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英国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划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91年苏联解体,并称之为“短促的二十世纪”的观点已经蜚声学界,他同样认为“这是一个人类史上最残酷嗜杀的世纪”,更将“一战”至“二战”时期命名为“大灾难的年代”。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的20世纪很漫长,尤其是《序跋集》辑录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都在被迫持续反抗从19世纪中叶开始、19世纪末以来愈演愈烈的来自殖民西方与日本的侵略战争。整个20世纪中国都在为彻底摆脱挨打的命运,能以平等的地位跻身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汉译文学运动正与此相伴相生,围绕着这一时代主调,此起彼伏地演绎与建构着战争、革命、人的观念这三大舆论导向,而与此时期在中国及世界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相互激荡与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