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流动的合理性冲突及限度建构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17)06-0053-06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教师流动在政府主导之下呈现计划调配为主的方式，[1]即使对工作环境感知出现不满意而产生流动意向，[2]也由于制度阻隔而未发生实质性流动，随着市场介入的不断深化，我国高校教师自主性的流动逐渐增多，但同样也受到外在政策的鼓励或者制约，高校教师编制管理制约了一些教师正常的流动，即便如此，我国高校对高层次人才一直是“求贤若渴”。当下高校火热的“挖人大战”，从长远来看会给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在此语境下以合理性视角探讨高校教师的流动行为，明晰高校教师流动存在的合理性冲突，建构高校教师流动的合理性限度，对于高校教师流动理性化和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科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复杂性的合理性：马克斯·韦伯与哈贝马斯合理性理论的分析视角

      近代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者是笛卡尔坚信人理性的力量，提出“我思故我在”，认为按照我们在科学和生活中赖以建构秩序的标准来思维是理性的呈现。与笛卡尔脱离自然科学不同，康德的“三大批判”建构起合规律的现象世界和合目的性的自在世界的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并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3]黑格尔在反思与批判笛卡尔—康德理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理性”(reason)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理性是世界的共性。[4]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下简称韦伯)对黑格尔哲学中“理性”(reason)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严重之时提出“合理性”(rationality)这一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并以其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演进及其危机发生的本质。韦伯提出人的理性行为分为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以下简称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行为两种，[5]并认为这两种行动非常接近理应称之为有意义取向的行动之边界，分别指向“怎样做”和“做什么”。韦伯认为法律实质化(工具实质化)并不需要进一步的伦理化，即不需要价值合理性的佐证，韦伯从伦理的行动方向到纯粹功利主义行动方向的转向，并且把这种转向理解为动机的建立背离道德实践的价值领域。[6]简单而言，韦伯认为“怎样做”和“做什么”存在割裂，“怎样做”不受“做什么”的规约，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具合理性等同为理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弊端就在于工具合理性的僭越。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以下简称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合理性含义狭窄，无论是文化、社会还是行动领域，既是一个认知领域，也是一个伦理领域，提出合理性分为伦理合理性(价值合理性)、认知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并不排斥工具合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是需要其合理性限度的规约，实现道德与科学的协调发展，其方法是通过生活世界合理化的有效性论证，在规范交往共识下获得再生产能力，可以完成这一合理化过程，[7]即通过交往合理性来消解工具合理性带来的社会行动的技术异化和价值扭曲。具体到高校教师流动的合理性问题(见图1)，工具合理性和认知合理性是其基础，即高校教师及高校的发展诉求成为高校教师流动的基础动力；价值合理性与伦理合理性是研判高校教师流动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价值与伦理尺度，即高校教师流动与高校教师引进在何种限度上是符合社会公共规范约定的，或言之，超出何种限度则会损害实质正义的实现；交往合理性则是对高校教师流动、高校发展以及学术劳动力市场运行之间关系的考察，也是对高校教师流动行为影响最为深入的剖析。

      

      图1 高校教师流动合理性分析框架

      二、僭越与异化：高校教师流动面临合理性冲突的现实困境

      高校教师流动的工具合理性在得到体现后得以进一步巩固，并以非理性的方式和速度僭越其价值合理性，进而导致高校教师流动交往合理性的湮没。不少高校为“双一流”建设而高薪“挖人”，对此陈宝生部长认为挖走人才就是抽血，就是挖命根子，希望东部高校手下留情。[8]“抽血”式挖人尽显高校教师流动及高校发展工具合理性的僭越，而伴随工具理性僭越而存在的是高校教师流动合理性的异化，这均是高校教师流动不可回避的现实困境。

      (一)高校教师流动的过度寻利性导致了工具合理性对价值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的僭越

      高校教师流动的工具合理性的显现，会在当下高校不能满足教师更大的需求时或者学校政策发生变动时而发生二次流动。高校教师原有的学术追求演变为寻利工具，而学术成就以及学术资源成为高校教师流动的资本。当高校教师不断以流动获取更好收益之时，高校教师流动的工具合理性僭越了其价值合理性，其学术坚守也就变得并不是十分重要了，特别是高校教师流动的机会成本较低时，教师流动的意愿就更强烈。这样一来，目的合理的行动已经消解了价值合理的行动存在与生发的空间，以至于目的合理性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唯一原则，[9]高校教师原来为获得学术发展的追求被经济利益诉求所湮灭。当寻求更好经济待遇成为高校教师流动的主要动因时，高校教师流动的工具合理性所带来的寻利性使得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也可能会被学术共同体所排斥，其学者身份所应坚守的价值承担也随即虚化，为了获得更好的流动而出现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腐败等行为的可能性骤升，此时，其流动的价值、伦理合理性危机显现。当教师流动给高校带来的红利消失或者高校寻求到更好的招聘对象后，高校教师正常的职业生涯也许会出现断崖式降落，高校的行为也会被人所诟病，高校教师流动行为的交往合理性的弱化与没落随即出现。

      (二)高校在教师流动中的过度短视化行为对高校长远发展的制约超过了短期效益溢出

      高校是一种资源依赖型组织，其发展依赖外部不断的资源输入，政府作为高校的主要资源提供者，在资源分配中倾向于重点高校的政策安排诱导高校依照政府的评价指标发展，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则是提升高校评价指标的重要环节。在校内教师培养和成长较慢的情况下，校外引进优质教师成为高校工具合理性行为的不二选择。一方面，大量引进优质教师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高校某一学科的发展，高校也因此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这一结果鼓励高校在教师队伍建设中以依赖外部引进为主，特别是资源相对丰富的重要高校，以优厚的待遇吸引高校优质教师流入。但过度依赖引进人才谋发展的短视化行为造成教师队伍建设的不稳定，在政府对高校财政支出中没有“高端人才引进费”的情况下，高校只有挪用校内其他正常教育事业费，大量资源流向引入的优质教师，侵害了学校内部原有教师发展的利益，必然会引起教师队伍内部的不稳定及集体排外现象发生，高校教师流动的伦理合理性和教师之间交往的交往合理性式微。在高校内部经费短缺或者薪资增长缓慢时，被引进的“雇佣军”就会出现再次流动，造成高校发展时起时伏的现象，缘起于工具合理性的教师流动却实际损害了高校的利益，并不利于高校发展的稳定性。高校教师流动所造成的高校间发展“马太效应”日渐明显，加剧了中西部与东部高校、重点高校与非重点高校之间的差距，而高校之间恶性的人才竞争制约高等教育整体生态的优化，高校原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行动则演变为理性陷落的非正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