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7)11-0053-08 一、院校研究的质量危机 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于20世纪中期在美国大学兴起，80年代逐渐走向专业化、国际化，发展至今，已成为大学管理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且“逐步演化为一个高等教育管理的系统分支学科”[1]。我国高等教育界对院校研究的认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20余年来，从最初的“院校研究的研究”到逐步“开展中国的院校研究”[2]，在深化对院校研究的认识、建设院校研究案例库、开展专题研究与案例研究、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院校研究也成为连接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实践的重要桥梁。 院校研究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要获得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领导的支持。虽然学界对院校研究的性质、功能及重要意义已取得基本共识，但是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特别是高校领导对此却认识不一，有的认为非常重要，有的认为可有可无。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国不断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并全面启动“双一流”建设等，使得当前我国的院校研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一些高校如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的教育学院在新一轮的学科和建制调整中遭到裁撤，而裁撤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继续“走学科发展”之路，但取消学院建制，将教育学科调整到其他学院或部门；另一种是改“走服务学校”之路，即取消其教学和人才培养任务，强化对学校决策咨询、教学专业化服务、教学评估与质量保障等方面的支持作用。上述现象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争议，有人认为，这是高校领导的“拍脑袋”行为，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犯；还有人则认为，由于“双一流”建设等原因，部分高校撤并一些非优势学科以争取学校整体学科排名靠前，是学校的理性选择。事实上，我国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普遍设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本意是加强对学校自身发展的研究，但由于当时缺乏开展院校研究的外部条件，后来逐渐朝着学科方向发展。当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调整反映了部分高校领导对这一机构的重新认识与定位，间接表达了对其职能履行情况的不满，折射出我国院校研究机构及其人员一直没有解决好专业化的问题，由此带来院校研究机构的社会认可度不高以及院校研究人员归属感不强、身份认同度低、发展道路不清等“连锁反应”。 对于如何解决院校研究的专业化和规范化问题，已有的文献从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高校领导重视、机构设置、数据库建设、考核晋升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从“供给方”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如何提高院校研究“产品”质量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因此，本文基于实践经验，从高等教育研究者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学科规训的院校研究人员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转变思维方式，提高产品质量，服务高校管理决策。事实上，我国“相当一部分院校研究者是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转过来的，有的还在高教所、教育院系等学术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3]，他们有自己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因而这一研究视角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 二、教育研究中的三类思维方式 教育学以“成长中的人”为对象，又以“人的成长”为宗旨，是在情境中把握问题、在关系中理解特性、在过程中生成思想的学问。教育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教育研究既关注事实描述，也追求价值实现，更强调按理行事；要求教育研究既要思考“为什么”，又要回答“是什么”，还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依此，可以把教育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分为三类，即人文的、科学的、工程的。 1.人文的思维方式 知识分子长于理论思辨，惯于使用批判“武器”，常常对过去或现存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进行反思与批判，并传播新的价值观念与人文理想，为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思想的“火种”[4]。正是这种批判促进了人类思想的解放和社会文化的进步，但是，由于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持批判态度，他们通常被视为具有激进倾向的社会群体。 教育研究者作为高校教师群体中的一员，不仅是教师、研究者，也是知识分子。那些喜欢采用人文思维方式的教育研究者，通常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具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教育学中有一个流派即批判教育学，其代表人物包括鲍尔斯(Samuel Bowles)、金蒂斯(Herbert Gintis)、阿普尔(Michael W.Apple)、弗莱雷(Paulo Freire)等，他们批判传统教育并寻求其“解放”，强调运用批判理论研究教育现象，从而达到启蒙思想、解放意识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教育学的批判性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一种理性的追求，更是一种方法论。 采取人文思维方式的知识分子，其批判对象是普遍现象、共性问题，不涉及具体和特殊问题，也不牵涉具体的利益相关者。但是，当教育研究者使用此种方式研究具体院校时，就容易引起知识本身之外的问题，让人联想到具体的人、事或利益群体，从而被这些人或利益群体认为是对其工作的批评。此时，教育研究者就会被认为没有站在解决问题的立场上为领导出谋划策、分忧解难，是学校发展的消极因素或负面力量。正如张应强所说：“为了推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院校研究往往要找出学校某方面工作存在的问题，这就很容易使有关职能部门误解为对其工作的负面评价，从而产生反感情绪而阻挠院校研究的开展。”[5] 2.科学的思维方式 17世纪20年代，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一文中首次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提出来。19世纪初，“现代教育学之父”赫尔巴特所著的《普通教育学》一书被公认为“科学教育的奠基之作”。此后，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影响，教育研究中的科学思维方式进一步增强，科学方法也得到强调。20世纪初，德国教育家拉伊(W.A.Lay)所著的《实验教育学》从实验心理学出发，运用观察、实验、统计等科学方法，对教育学原理和教学法进行了深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