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7)06-0160-12 [Nayar,Rana,Pushpinder Syal,and Akshaya Kumar.Cultural Studies in India.New York:Routledge,2016.] 如今，印度各大学的英语系正处于激进的变化中，他们正努力将英语文学研究与印度语境联系起来，并将重心转移到非英语的文学作品及批评理论，这是当下印度文化研究正在发生的重要转向。为此，2009年4月，位于印度昌迪加尔的旁遮普大学英语系更名为英语与文化研究系，标志着两种研究方向的并肩而立。不过在很多印度高校，文化研究依然普遍附属于英语系，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因此值得关注。 2012年3月，旁遮普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组织了以“印度语境中的文化研究”为议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之后该系三位教授将大会讨论成果汇编为《文化研究在印度》(Cultural Studies in India，2016)。该文集共收录17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文化研究与印度语境(2篇)；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4篇)；文化历史与地域传统(4篇)；文化政治学与大众媒体(4篇)；文化想象与新的身份认同(3篇)。作为印度一所非常知名的高等院校，旁遮普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及来自其他院校的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下印度学界的文化研究现状。 一、文化研究与印度语境 如今，学者们普遍承认，英语从一种帝国语言发展为唯一的全球化语言，这对其他民族文化和地方语言都构成了一种威胁，而第三世界的语言政策却持续地服务于西方大国的利益，维护两大世界之间的不平等。这一部分选入的两篇文章均表达了对英语在印度社会之负面影响的强烈焦虑与批判。 曾任教于尼赫鲁大学的卡普尔(Kapil Kapoor)教授在其《印度的文化与英语研究》(“Culture and English Studies in India”)中认为，一方面，英语是一种解放性的语言，为印度带来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强烈的压迫性，印度语言由此成为接受/借取的一方，印度人的思想至多是一种“译者的思维”。由这种思维的从属性，产生出一个“非智性化的共同体”(a de-intellectualized community)，它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思想传统(Nayar，Syal，and Kumar 8)。曾经代代相传的克制(sanyam)、规范(niyama)、容忍(shraddha)观因而与由近代功利主义促成的放纵(indulgence)、自由(freedom)、去除(dispose-off)等信条发生了冲突(4)。在这个意义上，印度变成了“两个民族”——一个是懂英语的统治者，一个是不懂英语的被统治者①。语言金字塔阻止了被统治的大多数进入地位更高的司法、行政、教育和媒体等行业，而且它还打压、排挤众多丰富的印度语言，将其逐出合法的适用领域。 或许西方人会认为，以英语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使印度摆脱了落后状态及前现代文化。但卡普尔却从“合一性”(oneness)与差异论的区别，以及人与其他物种、人与环境、人与时间、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入手，论证了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他沉重地指出，英语长期遮蔽印度语言，阻止了印度在现代语境下的自我发现和发展。而作为“理想的被驯服的民众”(ideal ruled people)，如今的印度年轻人完全为舒适的物质生活而奔波，迷恋西方文化，以致无法自拔(Nayar，Syal，and Kumar 7-8)。卡普尔认为，目前只能期待那些拥有强大、持久文化影响力的地方共同体来抵制文化上的知识中心主义，如若不然，被驯服的印度人会被持续地生产出来，而印度传统中那种对万物一体化的信仰，对多元论、多神论的信仰，对循环性时间概念的坚持，就会被彻底排斥、边缘化，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民族精神的消亡。 2011年，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部落活动家德维(Ganesh N.Devy)发起成立了“印度人语言调查”(the People's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搜集、记录各种印度语言，尤其是深入游牧民族或居住在海岛、山林、沿海地区的民众，目前已经发现近八百种被忽视的语言。因此，相较于卡普尔较为普泛的批判情怀，德维的《沉默的口语之回归：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与研究》(“The Return of the Silenced Oral：Culture and Study in Our Time”)更加立足于印度语言的实际生态。 在前殖民地时期，语言的多样性是一种常态，标准语言、方言之间的高低等级之分并不多见，像《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这样的文学经典往往会使用好几种语言。而殖民地时期，由于印刷技术的引入，书写文化被置于高于口头文化的地位，文学概念由此经历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相信，“文学文本本质上是只需要一种语言的”(Nayar，Syal，and Kumar 20)，作品必须得书写出来，以印刷品的形式流通，方能成为文学。这些观念以及殖民语境中的权力关系，影响到了印度的语言库存，部落语言的沉默、边缘化就势不可免。相应地，这些语言所代表的世界观、价值观就面临着被忽略，乃至完全消失的危机。 后殖民时期，这种倾向仍然继续。因为独立之后的印度政府是按照语言来分邦的，那些有印刷文献的会被设为一个独立邦，而那些不能形成印刷文献的，即使它们拥有丰富的口头文学，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邦而存在。1961年，被官方承认的印度语言有1652种；到1971年，由于中央政府决定只记录至少有一万名使用者以上的语言，统计结果降低至108种。这也就意味着接近1500种地方语言被政府废弃或遗忘，而这些语言主要是在游牧民族和原住民中使用。部落迁移、使用者缺乏谋生之道等多种原因都促成了语言的消失，但是德维提出，政府未能制定有效的语言保护政策，应为目前的“失语症”负主要责任(Nayar，Syal，and Kumar 21)。不过，他也高兴地看到，最近二十年来不同的原住民共同体已经通过文学活动表达了回归，尤其是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贱民作家及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民间歌曲和民间故事，还包含了采纳现代形式、当代内容的小说与戏剧。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二、五部分看到。德维认为，这种回归最终会决定未来印度文学的文化生态(Prologue，xxiv)。
